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成書於光緒十五年（1889），是中國書法理論史上一部承前啟後的重要著作。這部書的誕生，有著豐富的時代背景與個人思想根源。康氏早在光緒五年（1879）便開始構思，歷經十年增訂，最終定稿於變法挫敗後。彼時，第一次上書光緒帝未果的康有為，正積極尋求以文化改革隱喻政治維新，而書法，成為他寄託理想的場域。
他所提倡的碑學運動，既是對傳統帖學的挑戰，也象徵著對積弊沉痾的制度體制的批判。他承繼了阮元《北碑南帖論》與包世臣《藝舟雙楫》的論旨，卻更進一步，將碑學理論系統化、激進化，試圖推動一場文化革命。
《廣藝舟雙楫》全書分六卷二十七章，其內容可分為三大體系。首先是書學史觀，康有為提出著名的「尊碑貶帖」論調，主張「碑學可興，帖學可廢」，並以公羊學「通三統」之說，構建書法演變的歷史階段──周秦為「統系」，以篆籀為主；漢魏為「主統」，以隸楷為主；唐宋為「偏統」，則衰微於帖學之中。這種進化論式的解釋方式，前所未有，帶有濃厚的時代烙印。其次，在技法體系上，他建立了碑學的審美與操作標準。他提出「十美」說，如魄力雄強、氣象渾穆、筆法中實等，並列舉「十六宗」碑刻範例，如《爨龍顏碑》《石門銘》等，作為學習典範。他對執筆法的闡述繼承並發展包世臣之說，強調用筆中鋒、力量平鋪，對後來的書法教學有深遠影響。
第三是批評系統，他首創將歷代書家分為「神品」「妙品」等九等，並大膽貶抑董其昌、趙孟頫等帖學巨擘。他對《蘭亭序》的真偽持懷疑態度，認為是唐人摹本，這一觀點部分來自當時北碑真偽學的討論，但現今學界多持保留態度。
在理論創新上，康有為不僅首次系統運用進化論解析書法史，還引入南北分派的地理學說，將北碑南帖之爭置於更廣闊的文化格局中。他的審美範式實現了由“柔媚”向「雄強」的轉移，尤其對北魏碑刻的重新發現，為晚清書壇注入全新視野。同時，他從執筆、用筆到結字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碑學實踐體系，可謂重新建構書法技術論述的框架。
《廣藝舟雙楫》的出版，引發了深遠的歷史影響。它點燃了晚清與民初的碑學創作高潮，啟發了于右任、沈曾植等書法大家，也推動了金石學由考證走向藝術實踐。當然，康氏之說亦引發不少爭議，包括對《蘭亭序》的誤判、對部分碑刻時代的考證錯誤，以及對帖學與唐楷的過度貶抑。此外，後世學者指出，康有為的書學理論中，時常滲透著政治隱喻，使其藝術主張帶有濃厚的維新色彩。
現代學術界對此書的評價，多聚焦於其文化史意義與理論遺產。它體現了晚清知識分子“托古改制”的思維模式，也折射出西學東漸下傳統藝術的轉型焦慮。
在理論上，它可視為今日「碑帖融合」主張的先聲，並對書法史研究方法論提供了啟示。版本方面，目前所見最早的刻本為光緒十七年（1891）萬木草堂刻本，日本中村不折於 1915 年所譯之日文版，更對東亞書壇產生重要影響。當時，康有為的弟子與同道如張裕釗等，亦是《廣藝舟雙楫》的重要傳播者，透過講學與書會，促成碑學思想的廣泛流布。
值得一提的是，《廣藝舟雙楫》與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之間，形成跨時代的學術對話；它也啟發了白謙慎在「傅山研究」中的風格社會學分析，而當代學者叢文俊等人，則對其碑學體系提出再批判與反思。可以說，這部著作既是中國書法理論的里程碑，也是理解晚清文化轉型的關鍵文本。它激進的改革主張與深刻的內在矛盾，構成了中國藝術理論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獨特案例。當代研究更強調將之置於新文化史視野下，探究藝術話語與社會變革之間的複雜互動。
《廣藝舟雙楫》(龔鵬程導讀本)李建崑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