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語言貼上各種標籤，倒也不是現代人的專利。古人就喜歡把語言劃分為三六九等，有時候還為它們分割地盤、劃分出「哪個語言最適合哪個領域」的區分。
比如說，在十一世紀的近東世界，當時就把下列三種語言貼上了各自的「勝場」：阿拉伯語：科學、宗教場域
波斯語：行政、文學場域
不同的突厥語：軍事場域
為什麼這樣劃分，與近東當時的政治、社會發展有關。
古典阿拉伯語自然在伊斯蘭教享有無上地位，並且因為阿拔斯時代的文化黃金時代，在中世紀學術舉足輕重。
另一方面，波斯文明不只歷史悠久，還在九世紀開始經歷了蓬勃的文化復興。波斯久遠的行政技術也多為各個伊斯蘭國度效法。這兩個發展保障了波斯語行政、藝術語言的位子。
而突厥語則與伊斯蘭文明開始大量引入突厥奴隸兵、以及突厥部落開始主動侵入伊斯蘭之域有關。這使伊斯蘭世界的軍隊充斥著突厥人的色彩。
在這三種類別的語言中，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受到推崇，突厥語卻在十一世紀的伊斯蘭世界被當作粗鄙之言。連突厥菁英自己也都更傾向於波斯化或是阿拉伯化。
但這當然不意味著突厥語不能堪當行政、藝術、科學的大任。事實上，在十一世紀，中亞的突厥國度，喀喇汗國獨樹一幟，出現了以突厥文為載體的文學、科學創作。
而這一努力的集大成者有二，其一是喀喇汗國王子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他在巴格達完成的《突厥語大辭典》，是突厥語研究先驅中的泰山北斗，並且可能有爭取突厥語進入伊斯蘭「雅言」的意圖。
其二，則是中亞詩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長詩《福樂智慧》。這部長詩有勸諫統治者的「君主之鑑」文體的特色，有藝術也有政治學方面的價值，是中世紀不可多得的突厥文學寶物。
不過，喀喇汗國的文化成果對當時的伊斯蘭世界而言太過前衛。多數的突厥統治者並沒有把推廣突厥語地位當作一回事。喀喇汗國對後來的察合台文、鄂圖曼土耳其文是否有顯著的影響，也就成了可爭議的題目之一（甚至有學者認為完全沒有影響）。
上述討論同樣並不是在評判語言高低。而是用伊斯蘭歷史的例子試圖呈現，所謂「語言高低」並不是先天的，而是與歷史、政治、社會發展，有相當動態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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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福樂智慧，維也納抄本複印件
圖片來源：
Wiki Commons, "QutadughuBiliq wien p.1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