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師大的相關新聞，內心有不少感觸。
我們都曾經歷過學生時代，當時單純以為，只要努力讀書、拿到學位，就能獲得尊重。但後來發現，有些老師仗著學生必須畢業的弱點，提出種種與教學無關的要求：從幫老師搬家、整理私人物品，到協助老師家人撰寫論文投稿，甚至要替老師跑研究數據、處理帳款，而那些帳款名目往往充滿爭議與不明確性。
更有甚者，學生還被當成免費的保母與家教，必須幫老師帶孩子，接送老師的小孩上下學，這種情形在學術圈中似乎早已成為某種約定俗成的潛規則。學生面對這些要求，因為考量到論文通過與順利畢業，只能忍氣吞聲、選擇沉默。
其實，這樣的不合理並非只存在於學校。
在公職環境中，這種狀況更是稀鬆平常：長官若正在攻讀博士學位，下屬就必須協助撰寫論文、完成作業，甚至比照學生般的角色，承擔長官私人生活的大小瑣事。下班接送長官的小孩，假日無法報加班卻必須在家當免費保母的狀況，更是屢見不鮮。
這種不公平的本質，源自於儒家長幼尊卑與階級觀念所形塑出來的倫理關係。表面上它提倡仁義禮智，但實務上卻往往成為掌握權力者的擋箭牌與合理化侵害弱勢一方人權的理由。儒家倫理對於身處中下階層、努力想往上攀升的人而言，其實相當不利，甚至是一種枷鎖。
許多人或許會說：「忍忍吧，這種情況到處都有。」我們真的必須接受這種荒謬的現實嗎？
權力不對等，本身就是對弱勢者的一種剝削。
當我們逐漸習慣這種文化，覺得「反正每個人都這樣」，我們其實正逐漸失去尊重自我的能力，也放任不合理的價值繼續滋長。
我知道改變這樣的文化並不容易，但起碼，我們必須先意識到：這是不正常的，更是不應該被合理化的。
或許，唯有當更多人勇敢地說出「不」，權力的天秤才有可能真正回到公平的位置上。
願我們終有一天，可以活在一個不再需要向不合理低頭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