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維爾就是在法國大革命動盪的時期成長的，他的父親是個保皇派的貴族，幼年時是貴族沒有特權的拿破崙時代，在十歲左右的時候，王朝復辟而導致他回復了家族特權。可是在他的少年時期，見識過白色恐怖之後，他又對於保皇黨的專制統治感到不齒，而主張人類身份平等這件事是不可阻擋的趨勢。
他是支持革命的，可是卻鄙視革命成功之後的中產階級政府。首先雖然他一直支持革命，但新政府卻因為他父親是保皇黨而歧視他；托克維爾主張的是各階層的平等，但實際上新政府卻是獨厚中產階級，忽略社會底層，他認為這些人直接沒有貴族的義務意識，跟隨著短視的物質利益去行事，事實上也是一種不平等的政治，反正他說的話新政府每句都不中聽。托克維爾一開始就不喜歡七月王朝，所以他在建立了新政府不久之後，他就向政府提出他要代表法國政府去美國考察，實際上就是不想留在法國「眼冤」。新政府看到這個大嘴巴自己主動去美國，在那個沒有 Internet 的時代，也樂得不想聽他那些意見，給了他個研究美國監獄制度的名義讓他快滾。
有了這樣的經歷，托克維爾對於專制政治與民主政治，兩者都是充滿質疑的。專制政府之惡他感受很深，但資產階級自由派也不是甚麼好東西，只是另一種貴族；而底層人民更是一堆失控的暴民，在革命中看到這些底層本質上每人也是暴君。
法國的民主從沒有成功過，最終也淪為專制，人人平等的政治看似根本不可行與自滅，畢竟在 1830 年的時代，歐洲幾乎全都是專制國家，民主就是政治混亂的代名詞。但美國是個例外，當時美國的民主已運作了幾十年，竟然還沒有滅亡，對於托克維爾來說，一個民主政治能運作那麼久都不整死自己這件事，是有甚麼奧秘嗎？他去美國實際上是想研究美國的民主政治，實際上就是想為法國的民主可能性找到答案。
所以他視察了九個月，最後寫出了「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今天看起來這名字很普通，但在當年的歐洲民主這個詞語卻是惡名昭彰的。
那他最後發現了甚麼呢？其實說白的托克維爾就是想一個想要社會更公平一點的人，大概他在去美國之前，就已經想要透過讚揚美國去推銷他的平等主張。所以毫無疑問這本書就是透過描述當年的美國民主運作，讚揚這種運作有多好，借花敬佛的去跟歐洲人講平等政治將是不可擋的潮流。
雖然他本來就是為了借美國來罵歐洲的，但去到美國後，他那個經歷過多次革命創傷的腦袋，很快的就留意到美國民主的各種隱憂。所以這本書是少數很早期就看出民主政治的隱憂，托克維爾觀察了幾件事最後都得到證實。
首先，他預期了美國與俄羅斯將會是世界兩大霸權，而不是英國與法國，這一點在當年說出來真的會被人笑，可是事後卻證明是事實；他預言美國會因為奴隸制而引爆戰爭，而印第安人最終會被邊緣化；他預言美國終會擴張到太平洋；他預言美國的資本家會成為他版本的貴族，反過來威脅民主。
與美國相處越久，他對於美國的悲觀預測就越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他憂慮民主政治可能會主動的歡迎專制統治回來。
在傳統封建社會中，社會是科層結構的。君主與貴族們是一層，貴族與領地村鎮是一層，鎮長村長與村民鎮民是一層，雖然是專制統治，但實際上是有很多有相當自治性的中層團體，人們對於這些團體有義務，有規範，有歸屬感。
例如身為一個農民，雖然你在國家政治中沒有角色，但你在村子開會時你還是有角色，因此，雖然是沒有權力的農民，但實際上每一個人自少都必須參與公共事務，也負責過公共事務。所以在封建時代的人雖然地位低微，卻不等於他們對於眾人之事沒有概念與能力，一個封建農村的農民們，早就要為了灌概，水肥，水源等事情，喬過不少事情，處理過不少衝突。辦祭典，各種儀式，實際上也是在累積不同階層人民們的公共事務經驗。現代人只看成「傳統」的東西，實際上也是人們教育成長的一部份。
他在美國觀察到，當人類走向平等的社會，這些中層組織也會走向消失，現代化城市化，會令更多人變成了跟傳統封建完全不一樣的獨立的人。過去那些參與祭典，儀式，實行封建義務的人們，變成了一群完全自由，平等，但也對誰都沒有任何責任的人們。
既不屬於任何中層組織的人，既不加入教會，也不是村子的成員，甚至連家族也沒有只有父母家庭，對於任何組織都沒有歸屬感，沒有後臺，沒有背景。也就是說，在平等社會中，會成長出一群因為先天沒有任何階級給予的義務，而對於公共事務參與及經驗完全是零。
因此他們失去了組織起來的能力，對於集體行動的一切都很生疏，相識的只有自己的朋友圈與家人，但對朋友的態度也有相當距離，特別是不覺得自己對任何人任何事都任何責任與義務。這些人的生活中並沒有「公共」存在，全部都只是個人利益，最多也只是對親族也就是親人的利益。
而他們所面對的唯一公共就是「政府」，警察，官員，他們至少成長的環境的所有公共就等於政府，而不太意識到有政府以外的公共事務。而他們如果不從政的話，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通常就很低，因為他們除了投票之外，大部份時候都跟公共無關，而投票也讓他們產生一種感覺，就是投完票之後他就盡完了責任，政府應該解決剩下來的一切問題，他只是負責挑一個人來解決問題。
那是因為在他們生命中，根本就沒有自發組織過任何東西，也不曾解決過任何大家的問題，所以概念直接完全從這些新世代的腦子裡消失。
而民主選舉不僅沒有讓他們更參與公共事務，反而變成了推卸公共事務責任的儀式，每一次投票就是一次把責任推卸給政客的儀式。而他們最終會用「感覺」「有感」去決定對錯，最終他們會選擇的就是讓他們甚麼都不用做不用想，但對他們照顧無微不至的政府，「絕對，無微不至，規律，溫和而有遠見」的政府，放任公民們自得其樂，安心享樂的政府。
這種政府不會擺出嚴厲的威權，他們不強迫公民做事，但總是為公民們主動做事或改變處處設下妨礙，使你做甚麼大的改變都會失敗。最終公民對於公共事務只能推卸給這個大政府，大政府當然無法解決一切問題，就要求更多的權力，公民因為想維持簡單舒適的生活以及心境的寧靜而不想負責任，就給予更多的權力政府(例如死刑)，不斷循環之下，最終民主制度的公民權力，就會像快樂王子的外殼一樣一片一片的剝下，最後成為塵土，而權力集中在大政府身上時，人們就會重新快樂地新來專制，那個願意負上一切權力而擁有一切權力的專制。
你無法打倒這樣的專制，因為你就算把權力從政府手上拿回給公民，公民們都無法運作只會用來謀私利，然後最終輕易的重新踢出去，你無法對抗的不是專制，而是公民們對於不負責任的堅持。責任總要有人負擔的，如果公民們都不願意，那麼就會集中在願意的人手上：那就是統治者，只是相比起過去的專制暴君，那會是一個進化了的溫和專制統治者。
基本上看到這裡，你就會知道他預言的是平等會帶來己願他力的巨嬰，但他不是在罵我們，他是從觀察十九世紀前期的美國所得的。他甚至也不覺得自己是預言，畢竟可能只有美國人是這樣呢？
但實際上，我們看二十世紀前期的德國怎樣變成納粹，以及各個民主國家的終結，我們都會觀察到這不是美國的特有現象，而是民主社會的常見現象，那就是公民們對責任的厭惡與推卸，以及對一個能夠解決自己一切問題的政府的渴求。他的觀察變成了一種對未來所有民主政體的預言。
會變成己願他力，是因為成長中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力與經驗，培養不了責任感，那麼他自然會建議，公民應該盡可能的參與事務，才能夠維持民主的運作。可能是受了他的影響，十九世紀後期開始，西方國家就不斷的成立現代社會中的各種團體，比方說義工團，童軍，制服團體等，把人拉進新的中級團體中，讓人參與公共事務。
可是這些團體是否有過去那種歸屬感與公共事務參與性呢？這倒是很可議的。畢竟進去玩玩的人是多，真的能籌劃甚麼參與甚麼的人卻很少，說在裡面累積了甚麼組織與公共事務的經驗不太有說服力，只是聊勝於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