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7|閱讀時間 ‧ 約 6 分鐘

教育現場的溝通成本

旅行課,我們從清大打算要回工作室的時候,阿程舉著一根很長很長的棍子,想要帶上公車。

阿虎問他:「你要帶那個回去喔?公車司機會讓你拿上車嗎?」

 

司機會讓他帶上車嗎?也許會,也許不會,這實在是在兩可之間。不過按照我對台灣文化的判斷,應該是不會的機率大些。因為我是一個俗辣、一個有時會想要為別人的感受負責的人、同時又是一個理想教育者,所以我時常在這種時候猶豫自己該怎麼做。

 

訴諸權威

 

把這件事情交給其實不那麼明確的規則或文化其實很容易,假如我這麼說:

「這個社會不容許把這麼長的樹枝帶上公車,你真的要這樣做嗎?」

 

訴諸權威。Photo source: NeetiR @維基共享  CC BY-SA 4.0

 

只要我斬釘截鐵地這麼說,而這個小孩對我有足夠的信任感,對規則與文化缺乏判斷能力的小孩應該就會聽我的。直到有一天他意外碰見有人帶這麼長的樹枝(或其他東西)上車卻什麼也沒發生,那他就會重新調整他對世界的認識,順便調整他對我的信任感。

 

在這種處理方法裡,我用我的權威形象影響小孩(第一面向的權力—使他做原先不想做的事),同時也沒有跟小孩討論社會與文化的具體樣貌(第二面向的權力—提高討論的門檻),並且複製了相對來說較保守的規則、價值或習慣,成為結構的一部份去暗示小孩,讓他以為「不要帶上車」是對他比較好的方案(第三面向的權力—讓人以為他的被迫是他的選擇)。

 

交給社會

 

我有時會把這類事件視為「跟真實世界碰撞的機會」,而不干涉小孩的做法,讓隨機遇到的社會成員根據自己的感受跟小孩互動。以這個例子來說,我會不特別說什麼,就讓阿程將長樹枝帶上公車,讓公車司機說話或不說話。假如公車司機阻止阿程帶上車,阿程就會知道這世上有司機不讓人(也可能只是不讓小孩)帶長樹枝上車;反之,阿程就知道這世上有司機會讓人(包括小孩)帶長樹枝上車。

 

這種做法,可以避免教育者自己可能過於狹隘的價值觀與錯誤判斷複製到教育現場,同時將教育現場擴大到小孩隨機遭遇的社會場域之中。

 

社會和教育者各負擔一部份

 

可是這樣一來,既然社會場域被包含進教育現場了,一個對權力敏感的教育者,也應當考量到現場裡除了小孩之外的成員是否受到權力壓迫。那麼情況就變得超級複雜。

 

以這個例子來說,假使司機在小孩帶長樹枝上車時沒有表示意見,未必真的是他沒有意見,也有可能是因為司機自覺/不自覺受到壓迫而不敢表達意見。譬如說,消費者至上的服務業文化,可能讓司機認為對乘客提出質疑是不被接受的服務內容。即使他不怎麼怕小孩,但他可能會怕帶著小孩的大人。

 

在這一次的事件中,我採取了這一種做法,但我在將要上車時有意識地開展了我的敏感度,想要盡可能讓這個廣義的教育現場裡沒有人受到壓迫。

 

阿程這傢伙很有意思,他到了車站要上車的時候,把樹枝交給了阿果。他跟阿果說:「你幫我拿。」阿果這個阿呆啥都不知道,他就接過來拿著,阿程就躲到了上車隊伍的最後面。

 

躲起來。Photo source: chia ying Yang @Flickr CC BY 2.0

 

小孩一個個上車,輪到阿果時,司機從座位上站起來說:「那個不能帶上車,太長了。」

阿果愣住了,下意識地想要將東西脫手,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把樹枝接過來說:「我們會好好保管。」

看到大人介入後,司機開始有點緊張地找句子說:「那個不能帶上車,要是打破玻璃怎麼辦?」

我盡可能溫和地說:「可是這個東西我們要用,我們會很小心,不會打破東西的。」

司機焦慮地說:「要是打破怎麼辦?」

我:「要是打破的話,我們會賠償。不過不會打破的,我們會很小心。」

司機終於妥協:「那你們要很小心,放在那邊的地上,用腳踩著。」

我承諾:「好,沒問題,我們會踩著。」

 

教育成本分析

 

我想要提出一個在這一類的事件之中比較少看到有人在討論的概念——教育成本。

 

說是「成本」,有些人會聯想到買賣關係而下意識有股反感,那麼用「代價」來描述它也可以,不過我認為本質上是一樣的,後面就用成本來繼續討論。

 

在「訴諸權威」的方案裡,教育成本幾乎完全由小孩來負擔(如果能夠接受這種社會化的過程也是一種教育),小孩身為整個制度與文化最低層的無權者,被迫放棄自己的利益,而無法帶自己想要帶的東西上公車。

 

在「交給社會」的方案裡,教育的成本主要由社會(隨機遇見的社會成員)負擔。有些人認為教育的成本應該由教育者(父母、老師)承擔,所以「交給社會」這種方案是教育者的怠惰。這種想法的背後脈絡,是將小孩的發展跟社會的發展切割開來,忽視了教育其實是形成及維繫社會組織的必要功能之一。我認為父母及老師已經在其狹義的教育現場(家庭、教室)裡負起了很大的教育成本,當孩子出門在外時,社會(隨機遇見的社會成員)應當有足夠的理由去分擔在這些場域的教育成本。

 

至於「教育者跟社會各負擔一半」的方案,老實說,我一年大概做不到幾次吧。

 

你覺得應該怎麼辦?(這位是沉思者
Photo source: innoxiuss @Flickr CC BY 2.0

 

最常見的情況其實是

 

還有一種情況,是教育者以對保守社會的想像來「自我審查」。

 

他理性上可以判定小孩執意要做的事不會影響到任何人(譬如在很少人的火車上趴在角落的走道上,或者拉著火車上的扶竿緩慢旋轉),卻可能會惹上「麻煩」(譬如說被另一個角落的正義鄉民錄影上傳標題超聳動),卻又不願意以「訴諸權威」的方案來壓迫小孩,那就只好摸著良心吊著膽子,把職業生涯一口氣壓在此時此刻的現場裡,一次又一次賭著不會上新聞的機率。

 

這才是我和許多關注權力的教育者,最常見的狀況。

 

 

 


 

更多【好孩子權力故事】

編輯:宅編

分享至
成為作者繼續創作的動力吧!
我和朋友共同分享、推動「合作式教育」的概念,試著建立由父母、小孩與教育者共同合作、建構的教育場域。在這個寫作計畫中,我想要寫下我在教育現場的記錄及相關問題的思考,希望能讓讀者和我一樣,在繁雜的教育/教養現場得到些微的救贖,且保有討論和省思的空間。
© 2024 vocus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