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設立性平機制讓我學到的事

1. 無論疑似性騷擾事件事實為何，這位青年已經公開描述行為和表達感受了，綠黨（無論公開或私下）至少應先展現「同理」，才符合一個長期關注性別議題政黨應該有的態度。
2. 「這位青年具有他黨身分，因此可能為政治操作」與「這件事是否為性騷擾」不該混為一談；若綠黨有前者這層擔憂，那麼可以針對這點去進行其他準備，但若對方來申訴，「具有他黨身份」不該構成綠黨不處理這件事的理由。釐清事實之前，比較正確的態度應該是不去預設其動機或目的。
3. 踐行程序正義，將同時保護雙方當事人也保護綠黨： 綠黨一直以來都因為員工數沒有超過10人（連要超過5人都有困難）而沒有落在性平法、性騷法「應設立受理性平事件窗口」的範疇中。導致的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我們沒有一個完善、經過職權單位（中執評委）通過公告實施的正式內部流程，因此容易讓處理性平事件的人裡外不是人： 雖然候選人並非典型我們認為「付薪水才形成僱傭關係」的綠黨員工 [*1]，但申訴人看到候選人要披綠黨戰袍時，就是會選擇來綠黨申訴。[*2] 而2018往回推好幾年前曾因另一申訴人A見到某黨員B要參選，跑來申訴性騷擾，綠黨當時核心決策圈決定參照國家法規另找性平專家啟動調查。調查結果為性騷擾成立，但該案件的被申訴人B認為調查不公，並將當時綠黨核心決策圈妖魔化，我聽聞到的論述，並包含質疑綠黨處理該性平事件的整體流程正當性。 也就是說，當下綠黨決策圈雖然勇於面對處理該性平事件，性騷擾成立這個結果，令A覺得主張獲得證明，但B自此對黨內外抨擊當下的決策圈，尤其緊抓程序問題不放。 國外便聽聞過事件如，某人要出任公職時，會有疑似被其性騷擾甚至強制性交的當事人出面指控，目的是突顯此被指控人因曾侵害他人性自主權而不適任，不應出任公職。國內也曾於某些政治人員要擔任某職務，或候選人要競選時，被以其「違反關係的忠誠義務」（穩定交往時劈腿、婚姻中外遇）或「侵害他人性自主權」（性騷擾、強暴等性相關侵擾或侵害）等可能違反性道德期待、甚至違法的行為，來阻止其任職或參選。 綠黨畢竟無法控管所有員工、黨員、擬參選人的言行，既然以前會發生申訴，今年已有人公開表達疑似性騷擾，未來、甚至不久的將來亦有可能再發生。若要避免具職權受理、尋找專家組成調查小組、協調完成相關程序的幹部又因程序正當性背負不必要的罵名，那完善建置處理性別平等事件的內部流程（包含申訴制度）和受理窗口，明文化後經過中執委、中評委兩道關卡的審閱、確認後公告——便是緊急且重要的。

(1) 我同意彥涵提出的東西很重要，但我不覺得需要這麼急著開會討論 (2) 我跟D也已經做好危機處理的應變 (3) T之後在ＯＯＯ黨的影響力不會那麼大，不用那麼擔心 (4) 無法出席臨時會 他並提議： (5) 請之前處理過性平事件的幹部，說明上次處理事件時的流程跟缺失。 (6) 請彥涵跟ＯＯＯ討論後直接提出性平會制度到中執委會決議。 (7) 至於公關危機處理，很難討論出一個既定模式來處理，我傾向遇到再解決就好，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可以直接提出。

(甲) D表達自己是當事人，不表態。 (乙) 2位考量到與D之間的關係而不表態。 (丙) 1位認為性平小組可以任務編組，毋須常設，對該要點沒意見。 (丁) 將T解讀為「政治目的」的那位表示，只要我在中執委任期內願意維持性平小組運作，而不是設置完人就消失（他大概聽聞過我更早前有想辭中執委），那他就願意同意。 (戊) 浩宇表達了他對於這件事可能如何影響選舉的疑慮，但聽完我一一回應後便同意。 (己) 另兩位原本便認為這個設置是重要的，加我共3位同意。

今天我認為D有沒有性騷擾別人都不重要，調查就是為了要防止大家未釐清資訊就憑自己想像或個人喜好去決定性騷擾是否成立。 性平小組跟調查小組兩個是分開的，性平小組是受理窗口，不是調查的單位。調查小組也不是誰都可以加入，通常要具有性平事件調查經驗或研究性平議題的人才適合來調查。 台灣現在法律的規定是，有人來申訴就要啟動調查 [*7]，這是必經流程，不是選擇性先審核有沒有足夠證據才決定需不需要調查，調查是為了協助申訴人和被申訴人將可能的證據整理好。 調查是程序正義，也是對三方的保護。對申訴人而言，調查代表他的聲音被聽到，並且有人以行動協助他嘗試證明他的主張確實成立。對被申訴人而言，若他確實是清白的，那麼調查過後還他的清白，不是更有可信度嗎？若性騷擾成立，那麼被申訴人有機會藉由調查報告去了解，為什麼他的行為被認為是性騷擾。對綠黨而言，確實調查代表綠黨有解決問題的誠意，也是一種核心價值的具體展現。那麼無論結果如何，綠黨無愧於己，對於他人的質疑也至少可以說曾經紮實地努力過。

❝ 很抱歉台灣綠黨當時的調查結果令你失望，但希望你願意相信，當時黨內和我有相同信念的夥伴們已竭盡所能落實具性別敏感度的盡職調查 [*5] 。

第一次注意到你公開地表達時，身為當時的中執委，我除了一方面努力確保一位可能是受害者的聲音被黨內聽見，另一方面還須開始為綠黨建立防護措施——「防護措施」在我的脈絡裡，是指完善組織的性平內部申訴制度，藉由落實程序正義來在日後被檢視時，能有理、具體回應質疑的聲音。多少帶有保護綠黨的意涵，希望你願諒解——收到你的申訴後，由於這樣的防護措施（性別平等小組）剛建置好，執行時仍要遭遇內外部的挑戰，以及人力物力的不足，如那個時間段讓你感受到流程的顛簸，致力於性平程序的夥伴們實在盡力了...

若那時你選擇申覆，我不確定當下的綠黨有沒有足夠的量能再展開調查，很可能案件會被轉往台北市政府。或許，台北市政府作出的調查結果會有不同。

我不知道當時調查的結果報告書為什麼給出「非性騷擾的可議行為」如此結論，但該次報告書的內容為當次調查請來的專家學者就那個時間段所能取得的資訊和證據作出的分析和判斷，不代表調查小組的成員會認為D這個人對於其他人的行為可一概而論皆是「非性騷擾的可議行為」——若為疑似性騷擾案便需要獨立調查，且根據調查內容來個案判斷。

當次針對該案人事時地物做出的結果報告，不當然證明D通過了「跨越身體界線合理性判斷力」測驗。而由於該結果報告是「非性騷擾」，加上那個時空下的權力勢力不均等，我後續能做的實在有限。 也礙於自己的身分，以及選後盡快脫離那個環境調養身心後，就被生活的其他事物淹沒了，所以實在很抱歉也沒有再另外關心你。

不過在那樣的時空交匯下，因為你當時的表達與申訴，綠黨明文化了性別平等事件的內部申訴機制。[*6] 推動的過程也令我深刻體悟：會毫不猶豫支持同婚的人們，不一定因為支持多元性別權益而擁有完整的性別意識。不認同性平機制設立的人們，對於性騷擾事件可以如此充滿偏見而不自知；可以不理解性騷擾的組織義務重點在於營造性別友善的環境；更甚者，可以不惜出言傷害別人、嘲笑諷刺，並愈加創造「敵意環境」。

或許正因如此，間接促成我碩士論文以性騷擾為主題，讓我更想了解組織、團體、個人在面對這個概念、現象、情境時，到底怎麼了？也希望自己的研究，以及往後的人生道路，能為更多人撥開性騷擾的迷霧，以更有效的方式充權／賦能（潛在）受擾者、甚而讓（潛在）騷擾者正視問題並有效修正。你當時發聲帶來的結果，雖然與你期待的有落差，但這個行動，可能比你理解到的還有更大的意義。

近期聽聞有其他人指控D，我實在很希望他被更具強制力地導正而有所反省，也希望被騷擾的人們能獲得應有的照顧與權益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