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麻溝十五號》的「她」們：不只是無知的白色恐怖受害者

【本篇初發表為鳴人堂特約作者稿件，感謝鳴人堂刊登】

※ 本文含劇透，請斟酌閱讀 ※

自《返校》遊戲與電影問世以來，台灣有關白色恐怖的歷史更走進大眾視野。近日上映的《流麻溝十五號》也同樣以史實為背景改編，呈現1950年代被關在綠島的思想犯故事。

然而台灣與白恐相關的作品，不只是影視作品，甚至文學作品中也有類似的狀況：

其中，尤以第一點最為明顯，女性在這些作品中往往都是無知的受害者與無辜的家屬，不太會是反抗威權或支持社會主義的倡議者。如《返校》之方芮欣明明同為就讀高中的知識青年，在故事裡就是被情愛沖昏頭的無知少女，而魏仲廷則是慷慨赴義的犧牲者。

女性在這些故事中總是不知道舉報會害死人、總是待在家不明白丈夫在做什麼大事，容易以受難者「家屬」姿態出現，既不具有積極的抵抗意識，也不會是實際的行動者。

如果就「女性總是無知的受害者」角度來看，《流麻溝十五號》確實不同於以往作品，呈現了白色恐怖時期女性政治犯的主動性，使得被隱蔽在男性受難者中的女性政治犯，從口述歷史中走到了大眾眼前。她們，也是深諳威權體制的不公，而決定挺身而出的行動者；雖然可能是影像改編的取捨，電影中的女政治犯同樣承襲白恐作品的慣性，讓女政治犯都是近乎「純潔」的因追求自由理念慘遭迫害。

電影中三位女主角顯而易見地是不同受難者的典型：單純到什麼都不懂的杏子、被迫承認是共產黨的陳萍，以及具有社會主義思維的行動者嚴水霞。

常被暱稱為嚴桑的嚴水霞，是一名明顯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白恐女性政治犯。她不僅可能參與「社會主義青年同盟」，還在獄中宣揚不合作運動，不配合監獄裡向國民黨宣示忠誠的感訓措施，甚至教導比較晚到綠島的杏子追求公平、自由等偏左派的理念；在當時綠島的男、女獄友是不能接觸說話的，可是嚴桑卻想盡辦法在男、女分隊間，互相傳遞從監獄外偷渡進來的新聞、消息紙條，還有楊逵的〈和平宣言〉等等。

從上述來看，只是因為在高中幫忙畫海報「什麼都不知道」的杏子，就如同《返校》中的方芮欣，是以往白恐作品中的「無辜女性」；而嚴桑則是本部片最大的突破之一，讓真正提倡社會主義的女政治犯於影視作品中現身。

然而有人認為既然以女政治犯為主角，但電影情節卻依舊讓男分隊成員怠工、演出具有抗議色彩的戲劇牽連許多人被刑求，偏離了「女政治犯」的議題。但我認為恰好相反，女性在《流麻溝十五號》裡是清楚威權體制如何運作的人，除了嚴桑確實在女分隊提倡不合作運動外，假如簡單以《返校》比較，兩者剛好呈現了截然不同的敘事：

《返校》中是「女性」不知道舉報讀書會會害人致死，而《流麻溝十五號》則反過來是「男性」不知道編改戲劇結尾、留下談戀愛的證據，會導致不可收拾的悲劇。劇團團長陳萍看見杏子與男隊員萌芽的愛情，不阻止但卻要求杏子將收到的禮物丟棄，因為不能留下蛛絲馬跡。女性在此總算一反白恐時期無知受害者形象，有了洞察威權體制的能力了。

我在此並非歸咎男／女何者是「錯誤」的，因為究責的對象應當是黨國政府的威權體制，只是要強調《流麻溝十五號》中「感情用事」的群體，恰好有別於以往的白恐相關作品。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設定為台灣現代舞之母蔡瑞月學生的陳萍，雖然她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倡議者，在光譜上位於杏子與嚴桑中間，不全然是「無知」的純真少女，但又不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抵抗壓迫。

陳萍體現的是女性在威權與性別的雙重宰制下，如何獻出自己的「身體」——跳舞的身體與女性的身體——換得些許自由與存活的空間。諷刺的是，現代舞本就是在芭蕾的基礎上追求解放與自由的舞蹈，但在獄中她的舞蹈只能拿來取悅長官、演出愛國反共的樣板戲。

雖然她藉此比其他獄友更「自由」，可仍舊被規訓在黨國政府的底下，更別說出獄後她決定封存自己最擅長的舞蹈，如我們最常聽到的，那些絕口不提過往的受難者選擇遺忘過去。

從電影中我們也能發現除了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嚴桑外，陳萍同樣也利用她的「身體」救助即將被隊長染指的杏子。這提示的也許是除了「什麼都不知道」與「積極抵抗威權者」外，一般人民在白色恐怖時期下的別種樣態。

目前白色恐怖相關的文學作品中，確實有談到社會主義支持者面對黨國政府的不公義脅迫，但如本文開頭所述，面向較為大眾的影視娛樂作品或論述時，受害者較少是社會主義支持者，容易以「只是讀點書怎麼可以受到這種迫害」、最「純潔」的姿態出現。即便是「思想犯」，他們讀的書往往是文學作品，或跟自由、公平、自治等理念有關的言論，少有真正讀馬克思或要「顛覆政權」的人。

在直覺的想法上，追求自由與公平當然是最沒有疑慮的受害者（這確實也屬於多數案例），但真的讀了共產黨思想的人，就可以讓蔣介石一人肆意決斷生死、遭到不公義的迫害嗎？這個問題背後顯示的是，我們在意白色恐怖時期的不公義，不僅止於質疑定奪罪刑的程序，還有處置手段是否違背人權的疑問。

所以《流麻溝十五號》中的嚴桑確實突破了政治犯的性別框架與想像，但仍承襲了政治犯受難的慣例。她雖有與「社會主義青年同盟」的關聯，也真的在獄中「吸收」人支持她的理念，但卻有一點以擦邊球的方式，用公平、自治、理念等等，代替可以是社會主義的訴求。

影像改編並不全然要符合史實，一部片要觸及所有的白色恐怖議題也是不可能的。《流麻溝十五號》將嚴桑塑造成較為單一的樣貌，在大眾對於白色恐怖認知不多的當代情有可原。只是面對一個有「社會主義青年同盟」背景的角色，卻不能在電影中呈現她與其他無辜受害者的差別，不能處理我們是否同樣能替社會主義支持者感到不公允的辯證，都著實少了讓角色層次更豐富的機會。

《流麻溝十五號》另一個突破是直面白色恐怖的細節，我想這已有許多人提及，因此略微補充幾個比較的視角。根據湯舒雯的研究，台灣白色恐怖的小說，往往沒有再現具體的殘暴場景，在小說中刑求、叛亂與槍斃不會是文本的主軸／主題，僅止一閃而過。這些閃躲的、匱缺的「不見證」，反過來見證了白色恐怖的傷痕。

從前可能肇因於創傷或是審查機制，所以創作者中無法在作品裡呈現出白色恐怖的細節， 但《流麻溝十五號》卻至少具體描繪了倒吊、刑求，或是蔣介石在孩童遊戲間判下死刑等從前不可能出現的荒謬。

這部片確實跨出了白色恐怖相關作品的不同風貌，但電影中卻仍有些令人覺得較為刻板、過於直接的隱憂。例如前述提過嚴桑的「純潔」政治犯形象，電影中貌似想提及她的社會主義背景，但卻又點到為止不願意多著墨，對白恐較為了解的觀眾在此可能會感到有點可惜。

另一個是過早的「台灣意識」、想要「建立國家」會讓人在觀影的瞬間產生猶豫。男隊員林耀輝在與杏子私下聊天時，曾提過「成立一個國家，想想也不行嗎」。林耀輝在排練演出給長官巡視看的戲劇時，也想要把劇中原本的歌曲改為具有「台灣人」意識與諷刺當權意味的《牛犁歌》。

這不論是從時代氛圍或劇情安排，都有令人覺得太快的疑慮：雖然1953年已經經歷過228事件，從口述歷史的資料來看有人是反對「國民黨」的沒錯，但他們會主張說要「成立國家」嗎，還是其實較偏向反對威權體制；從劇情來看，林耀輝是在分隊裡與嚴桑互傳紙條的男隊員之一，但嚴桑的理念多「左」？林耀輝受嚴桑影響多少？林與嚴的立場坐落在哪？這些其實我們都無從判斷，無法得知林耀輝想要建立國家的前因後果。

因此看完整部電影我只能保守一點地說，林耀輝「可以」有台灣人建國的意識，但似乎沒有「必然」如此的條件；抑或是反過來說，他有沒有如此具體伸張「台灣建國」的意志，都沒有減損電影在女性政治犯與直面白色恐怖歷史記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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