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拿走了「父權紅利」？〉2023-06-26
網路上，一種流行的對「父權紅利」用法是：「女性因父權社會得到的好處」，譬如約會由對方請客、女性不用當兵、不用提重物、有更多因外貌或身材能得到「好處」的機會等。這樣的例子並非完全錯誤，但這毋寧是一知半解、甚至是斷章取義的結果。
什麼是「父權紅利」？
根據游美惠教授，「父權紅利」一詞來自社會學家Connell。當時的研究指出，全球男性的平均收入是女性的179%。這意味著，在一個父權主導的社會之中，只要你出生時身上有男性性器官，並被以男性教養長大，你就有資格在「人人平等」的機會之外，和其他男性一同瓜分這「額外的79%」。
這份多出來的盈餘，即為Connell所謂的父權紅利。當然，所謂的父權紅利並不僅僅是金錢上的利益，還包含了更高的社會地位、權威、安全感等。譬如男性比女性擁有更多的「夜行權」、更少被要求對家務勞動負擔、更多「追逐事業與夢想的權利」、在同等的教育程度下更多升遷的機會、乃至於開不恰當玩笑、做不恰當行為而得到豁免的權利等。
這些紅利雖然被「平均的」與「整體的」男性所瓜分，但並非每個男性都能獲得。因為「性別氣質」、「階級」、「種族」等種種因素缺乏「標準的男子氣概」的人只能分到相對少的紅利，甚至完全沒有。而另一方面，符合父權要求的女性，則得到了分一杯羹的機會。
「女結婚員」：婚戀與階級利益
對性別互動有著犀利洞見的張愛玲在小說〈花凋〉中創造了「女結婚員」一詞，她提到「為門第所限，鄭家的女兒不能當女店員，女打字員，做『女結婚員』是她們唯一的出路。」在現實世界中，張愛玲提到的這種「有門第的女子」或許可以對應到「名媛」，她們有著不錯的身家，除了來自父輩的關係網絡，她們也憑著這些現有的資本打理自己的容貌、儀態與言談。以此在名人與富商的世界中遊走，落實著我們難以想像的以交際為主的獨特生活模式。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社經地位不那麼高的女性，會在經營自己的人際關係時將「階級翻轉的可能性」考慮進去。並在社會習慣的基礎下，將「找一個好人家嫁了」定為重要的生涯目標。有著這樣思維或表現的人普遍被貼上「拜金女」(gold digger)的標籤，被一些人認為是完全勢利與利用他人的「壞女人」，在一些較為偏頗的世界觀中，人們甚至會相信所有女性在和男性互動時都很大程度基於這類利益考量。
我們不能排除掉有那種單純為了利益和人建立關係的情況，但一方面，這顯然不能涵蓋所有女性的所有互動；另一方面，這也不是女性獨有的行為，不管是時下流行的「阿姨，我不想努力了」，或是為了得到人脈關係積極參與富商飯局或牌局的，與親密關係無關的攀炎附勢。一個人企圖透過與擁有更多社會資源的人或群體建立關係來提升階級的故事在社會中屢見不鮮。
這樣的行為或許並不令人特別喜愛，但其背後凸顯的一個更顯著的問題是：當我們的社會有一個「女性比男性更被鼓勵利用關係來提升階級」的既定印象時，並不總是相應地看到女性在其他提升階級的方式上受到的阻礙，以及「面前總是有這兩條路」對女性造成的必然遺憾。
在這個前提下，當我們在討論「家務有給」時，不僅僅是在說「那些家務活動擁有的再生產價值」，更重要的是，當一個人被更大程度地要求去負擔這些家務勞動時，她的一生付出了多大的「本可以去發展之事業」的機會成本。而這樣的機會成本，是結構性地被社會性別想像給牢固地綁定的。
誰能得到父權紅利？
換句話說，那些男性只要表現得像男性就能得到的父權紅利，女性需要透過服務與討好、進入親密關係與婚姻、展露身材與經營外貌才有機會獲得。以一種相對簡化的方式來說的話就是：那些有錢男性拿來請客的錢，從來就不屬於他們，女性卻需要蒙受拜金罵名才有可能爭取到。那些去攻擊女性得到父權紅利的說法，在無知之餘，其實是在將那些本就不應該存在的剩餘理所當然地歸給男性群體。
同時，即使是對於男性，所謂的「表現得像男性」也包含了許多違反個人意願和志向、氣質與行為準則的壓迫與規制。去盡可能地降低父權社會對人的規約和宰制、去降低那些因為性別而來的不對等，讓人們會因為自己符合或不符合父權要求獲得或無法獲得紅利獎勵的情況進一步減少，對於無論性別的任何人都是有益的。
在長年歷史性的不對等下，性別領域的論述和倡議從「女性主義」與「對抗父權」開始發展。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立場鼓吹的是一種女性對男性的戰爭。在討論的過程中，作為既得利益者的那面容模糊的「男性整體」的確有時會被視作某種假想敵，男性個人也的確經常在實際社會裡扮演造成女性傷害的角色。但沒有人是那個「典型的男性」，每個人都在這個過程中被迫去遵循某些去個人化的要求。
她不是為了生兒育女誕生在這個世界上、他也不是唯有成家立業才能被尊重。真正的平權與解放是對每個人的平權與解放，當每個人能夠不因為性別而被決定應該要做什麼時，人才能更加明晰且無後顧之憂地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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