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多年，全球自願性碳市場曾經相信一件事：只要在一塊森林邊界內建立保護機制、算出一套基準線、找第三方查驗，再交由民間標準發行 credit，森林碳就能成為可交易、可宣稱、可抵換的國際資產。這套邏輯曾經撐起龐大的專案型 REDD+ 市場，也養出一整批開發商、顧問、標準機構與買方企業。但今天回頭看，問題已經不是這套模式有沒有瑕疵，而是它的制度壽命，恐怕已經走到盡頭。
我認為，專案層級 REDD+ 並不是突然「失敗」，而是它本來就建立在一個歷史過渡期：那時候各國 NDC 還沒有全面深化，主權碳會計還沒有完全收口，國家級森林參考基線、透明度制度與跨境授權規則也還沒有成熟。換句話說，專案型 REDD+ 的繁榮，本質上是發生在「國家主權會計尚未完全接管森林減緩成果」的空窗期。如今這個空窗，正在快速關閉。巴黎協定下，締約方必須就其 NDC 進行核算，並確保避免雙重計算；若涉及國際轉移，還必須適用更嚴格的授權與核算邏輯。這意味著，森林減緩成果愈來愈不可能長期脫離國家帳本而獨立存在。專案層級 REDD+ 最大的結構性問題，首先就是邊界太小，卻想處理太大的森林政治經濟現實。一個面積有限的專案，可以在文件上畫出保護範圍，卻無法真正控制更大範圍內的伐木壓力、農地擴張、道路開發、土地權屬衝突與地方治理失靈。當一個區域因為專案而暫時減少砍伐，壓力往往只是轉移到別的森林區塊，而不是憑空消失。這就是碳洩漏問題。問題不在於洩漏會不會被模型修正，而在於專案層級的方法學，從一開始就很難對整體轄區的土地利用變化負責。相較之下，ART 的 TREES 標準直接把 REDD+ 的量測、監測、報告與驗證，拉到國家與轄區尺度，並把 leakage、reversal、double counting 與 safeguard 全部納入制度設計中。這不是格式上的升級，而是治理層級的升級。
第二個更致命的問題，是反事實基線的可操弄性。專案型 REDD+ 長期被質疑的核心，不只是個別案子有沒有造假，而是「如果沒有這個專案，未來原本會砍多少森林」這件事，本來就高度依賴假設。當開發商一邊設計專案、一邊建構基線、一邊對未來毀林風險做預測時，制度上就天然存在把風險說大、把額外性說滿、把 credit 量做高的誘因。這也正是近年 REDD+ 完整性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華沙 REDD+ 架構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把森林參考排放水準（FREL/FRL）與結果技術分析，放回締約方在 UNFCCC 之下的制度過程，而不是單靠個案市場敘事。UNFCCC 也明確指出，華沙架構已對 REDD+ 的 reference levels 與 results analysis 提供持續的技術安排，而且這些安排在巴黎協定第5條之下繼續運作。
這裡的關鍵，不是專案型 REDD+ 「完全不能做」，而是它愈來愈難再被視為高完整性、可與 NDC 相銜接的核心森林資產。巴黎協定第4條第13款要求締約方在核算其 NDC 時，對相應的人為排放與移除進行完整核算，並確保避免雙重計算；第5條又明確鼓勵各方保育與強化森林等碳匯，並支持既有 REDD+ 框架與 results-based payments；第6條則進一步規定，若涉及 internationally transferred mitigation outcomes，必須由參與締約方授權，並採用健全核算以避免雙重計算。這三條放在一起看，訊號其實非常清楚：森林減緩成果不再只是市場問題，而是主權核算問題。
也正因如此，主權管轄範圍法（jurisdictional approach）不是新包裝，而是新秩序。它的真正意義，在於把森林減碳成果從「開發商在局部地塊上的私有敘事」，改寫成「政府在整個轄區內可被追蹤、可被核算、可被分配的公共治理成果」。在這個架構下，基準線不再由單一專案自行想像，而是以國家或次國家尺度的歷史數據、制度安排與 UNFCCC 技術程序作為依據；洩漏不再只是專案報告裡的一個章節，而是在轄區尺度內被更完整地捕捉與內部化；碳權的核發與利益分享，也不再只是開發商、標準與買方之間的私契約，而是進入政府授權、國家登錄與公共政策分配的軌道。ART 也明講，TREES 的設計目的就是加速 national scale accounting and implementation，以支撐大尺度的減排與移除並對齊巴黎協定目標。
這一點，對今天還停留在舊式 VCM 思維的人來說，衝擊非常大。因為很多人過去習慣把 REDD+ 當成一種「可先發、可先賣、以後再補法理」的資產；但在主權會計時代，順序剛好反過來：先有主權邊界、先有國家基線、先有登錄與授權，之後才有可信的跨境價值。 沒有這些前提，credit 不一定立刻歸零，但它在高完整性用途、高端企業宣稱、乃至未來與合規市場對接的能力，都會快速下滑。
連企業氣候標準的風向也說明了這件事。SBTi 並沒有說 avoided emissions 從此不存在，而是把這類活動放進 BVCM，也就是價值鏈外的減緩行動。它明確表示，BVCM 是企業在自身 science-based targets 之外額外投入的行動，內容可以包括 avoid、reduce 或 remove。這其實就是在告訴市場：企業可以支持森林保護，但那不等於你買到的每一張 avoided deforestation credit，都能直接拿來證明自己已完成內部減排或達成淨零目標。也就是說，市場並未把森林避排完全趕出門外，但它的會計位置與話語權，已經大幅降級。
接下來真正會決定勝負的，不是誰最會寫 PDD，也不是誰最會講故事，而是誰能把森林碳成果嵌入國家 MRV、透明度與登錄基礎設施。這正是 ICT 科技開始變得關鍵的地方。高解析度衛星遙測、LiDAR、生物量模型、AI 分類與變更偵測，不只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是把「森林的物理變化」轉成「主權可核算減緩成果」的中介層。當國家能用一致的方法持續追蹤森林覆蓋、生物量變化與土地利用移轉，再把資料送入 dMRV 與 national registry，森林減緩成果才有可能真正與 NDC 追蹤、results-based payments、國際授權與未來跨境交易接軌。巴黎協定第13條的透明度架構，也要求各締約方定期提供國家清冊與追蹤 NDC 進展所需資訊，這使得數位 MRV 不再只是加分項，而是主權碳治理的基礎設施。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不只是某些專案爭議、某些標準受質疑、某些 credit 被打折而已。更深層的變化是：森林碳治理的合法性來源，正在從民間專案平台，回到國家主權與轄區核算。 專案型 REDD+ 不一定會一夜消失，但它作為森林碳市場中心敘事的時代，確實正在結束。未來真正有機會留下來的，不是那種試圖繞過 NDC、繞過國家登錄、繞過授權與對應調整邏輯的舊式 credit，而是能夠被主權框架吸納、被國家透明度體系承認、並在轄區尺度下證明環境完整性的成果。
說到底，專案層級 REDD+ 的退場，並不代表森林不再重要；恰恰相反，它代表森林太重要了，重要到不能再只交給開發商自己說了算。當巴黎協定把 NDC、透明度與國際合作規則一層層收緊，森林碳終究會回到它真正該在的位置：不是飄在市場上的幻影資產，而是嵌在主權治理中的減緩成果。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REDD+ 的下一個時代，不會是更多專案，而是更完整的主權管轄範圍。
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
- UNFCCC. Paris Agreement.
- UNFCCC REDD+ Web Platform. Warsaw Framework for REDD+.
- UNFCCC REDD+ Web Platform. REDD+ MRV and Results-based Payments.
- Architecture for REDD+ Transactions (ART). The REDD+ Environmental Excellence Standard (TREES), Version 2.0.
- 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 Beyond Value Chain Mitigation (BVCM).
- Greenfield, P. (2023). “Revealed: more than 90% of rainforest carbon offsets by biggest certifier are worthless.” The Guard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