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隱藏的苦難宇宙（下） 被關進以色列監牢的孩子們

2012年二月，約旦河西岸發生了一場嚴重的交通事故，一輛載著約五十位幼稚園小朋友的校車與大卡車發生激烈碰撞，導致嚴重傷亡。曾於國際危機組織並長駐巴勒斯坦地區的內森．特勞爾（Nathan Thrall）在他的新書《阿貝德．薩拉馬的一天》中，也採訪了偶然遭遇事故現場的醫生胡妲，現場的慘況讓她想起曾經恐懼和苦難的一段日子。本文內容編譯自新書及刊登於《衛報》的文章〈一片隱藏的苦難宇宙：被關入監牢的巴勒斯坦孩子們〉。

作為母親，你最害怕什麼？

胡妲和她的先生帶著三個孩子們在奧斯陸協議簽定後不久，搬回到鄰近耶路撒冷的東佐哈爾（Sawahre），雖然這裡不是夫妻二人的家族故地（他們的老家都已成為以色列佔據的領土），而無論是佐哈爾或是她曾返回的父親故鄉，都和她在敘利亞的荷姆斯難民營中，聽阿嬤述說的大海與加爾默羅山相去遙遠，但是胡妲仍然對於在此重新生出家族的根苗充滿希望。或許正因如此，那一夜令她格外絕望且揮之不去。

定居佐哈爾之初還是有些希望的，當時12歲以下的孩子還能夠進城，他們送孩子到耶路撒冷的學校上學，但檢查制度逐漸緊縮，當經歷校車被攔截、孩子們被迫步行回家的那天以後，胡妲隨即讓他們轉學到城外的學校。同一時期，第二次「因提法達」正越演越烈，大兒子哈迪（Hadi）的新學校所在的城鎮首當其衝，著名的巨大隔離牆在當時建起，阻絕約旦河西岸與耶路撒冷城的自由聯繫，也包圍了該城鎮的三面，軍隊並經常在兒子的學校外駐紮。

胡妲的堅韌非同尋常。出生在缺水、缺電，毫無隔間又共用廁所的難民營，她仍能在大馬士革大學完成醫學訓練。到突尼斯投靠叔叔時，遭遇了以色列跨海轟炸巴解總部的「木腳行動」慘劇，上司讓她負責在毀壞的瓦礫和哭號聲中撿拾殘肢斷體。雖然叔叔和阿拉法特等一眾官員都因為會議遲到而躲過一劫，但此前她的小叔叔就已經在黎巴嫩內戰中身亡，只有一件血衣作為遺物。

流離和戰亂只是磨難的其中一種形式，她以為的理想夫婿婚後幾乎沒有給予任何幫助，跟隨外交官丈夫伊斯梅爾（Ismail）先後移居莫斯科和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她獨立擔負育兒和家務，還要為了協助丈夫的業務頻繁宴客。在莫斯科醫學院的訓練，因為伊斯梅爾赴任羅馬尼亞的職務而中斷，胡妲還是有辦法重新學習一門語言、申請新的醫學院訓練。前後五、六年的時間裡，三個孩子先後出生，拖著疲憊的身體，在孤立無援的處境下她仍就撐過來了。

即使堅強如斯，對兒女的牽掛仍能從內裡擊倒她。就如同過去在俄羅斯時因為懷孕而改變體質無法再繼續小兒科的訓練，如今工作上的見聞令她愈來愈擔憂哈迪，終至鬧出病來。大起義中，沒有其他手段的孩子們會朝坦克扔擲石塊，這種無力的反抗是他們能表達愛國心的方式，但以色列軍隊的回應一點也不軟弱。胡妲曾親眼看到士兵開槍射殺丟石頭的孩子，並且還阻止她去幫助倒地的男孩，相關新聞也不絕於耳。而她知道哈迪的學校離軍隊有多近，她也知道哈迪會和朋友們一起去丟坦克。

(photo by Mahmoud Burnat, CC BY-SA 3.0)

壓力導致胡妲的腦溢血靠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協助手術順利，但擔憂的來源並沒有減輕，哈迪和朋友遭到以色列邊防警察[1]射擊，他的其中一位朋友當場死亡，哈迪告訴母親他們並沒有做什麼，只是聚在一起打發時間，目擊者也證實男孩們並沒有做出帶有敵意的行為。朋友的死或許反而激起了哈迪對以色列軍隊更強烈的反抗意識，胡妲對於兒子是否有採取什麼行動並不清楚，但是當他在街頭偶遇哈迪時，會看到他以頭巾掩飾身分。

而無論哈迪是否做了什麼，即使是以色列軍隊荒謬地視為罪行的「丟坦克石頭」，也從未有公平而適當的程序來確認這一切，從逮捕、偵查到審訊都充滿瑕疵。武裝車輛刻意選在深夜從四面八方包圍了他們的家，恐懼的時刻到來，胡妲只希望能拖延一點時間跟兒子道別，但猛烈的敲門聲同樣令人畏懼；此時此刻胡妲希望盡可能和緩情勢。

胡妲試著控制自己的恐懼感，她知道如果採取任何阻止士兵的行動，都可能陷兒子的生命於更大的危險中。她忍不住想像他們會在她面前槍殺自己的孩子，然後聲稱他們是出於自我防衛。

當她詢問逮捕哈迪的罪名，一名士兵回覆到「你兒子自己知道」，胡妲試著讓他們講理「我是他媽媽，我有權知道」。他們充耳不聞。

胡妲想抱抱兒子，但她也知道自己會承受不住。她請求士兵讓兒子穿上厚外套，那時仍很寒冷。她也詢問之後哈迪會被帶到哪裡？士兵告訴她，早上可以到鄰近的馬阿勒阿杜明(Ma'ale Adummim)屯墾區來看他。胡妲看著他們給哈迪的手腕綁上束帶，推出門外，穿過庭院走向吉普車，她感覺自己的心也跟著被帶走了。

哈迪學校所在的阿布迪斯與耶路撒冷的隔離牆（photo by Kashfi Halford）

隱藏的苦難宇宙

胡妲去了馬阿勒阿杜明，哈迪不在那裡，靠著工作證她走過一座又一座拘留所和監獄，無論是耶路撒冷城區或周邊的屯墾區。遍尋不著，也無消息。胡妲把自己藏了起來，即使是日常寒暄也難以忍耐。有藍色身分證的巴勒斯坦律師要價三千美元，丈夫板起臉指責這是太太放任兒子的結果，有錯就罰，他不付錢。

作為逃離家園又回到巴勒斯坦的後裔，實際上在約旦河西岸也不受待見，方言不通，地域文化差異也不小；此外還有政治上的尷尬之處，奧斯陸協議後回歸者多為親近巴解高層的群體，他們之中多數在新的自治政府中高就。而奧斯陸協議之所以能簽定，不能否忍此前西岸與加薩人民的第一次大起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當這些平民中有愈來愈多人在新的體制下因隔離管制而失去工作、聞知巴解政府的內部腐敗，乃至於巴解和以色列軍情單位合作監視自己的同胞，都使得「同胞」們眼望「海歸仔」有著強烈的相對剝奪感。

胡妲與這些歸國者（或許也包含她丈夫）不同，投身於UNRWA的工作和對規定的經常漠視，是她希望為同胞付出的實質叛逆。然而這和獲得當代社群的支持仍有距離，而無意改變的丈夫只是增添負擔與孤單。對兒子被捕的冷漠超過胡妲所能忍受的極限，她引用《古蘭經》斷然與伊斯梅爾離婚，繼續獨自救援哈迪。

律師找到哈迪的下落，並且通知軍事法庭聽審的時間，比起許多家庭面對孩子數月的下落不明，兩周內就有音訊算得上幸運。軍事法庭的定罪率高達99.7%，而投擲石頭的青少年幾乎百分之百會被判有罪。開庭前胡妲得知兒子已經承認自己有投石與塗鴉反佔領的言論，嚴峻的軍事法庭對她徹底搜身，並且警告她不得與哈迪有任何接觸或交談，否則將遭到法庭驅逐。

胡妲試著讓自己保持安靜，但是看到兒子臉上出現大片燒痕時仍倒抽了一口氣。

她起身要求暫停訴訟，作為醫生她明顯看出兒子遭到刑求。

以色列軍事法官吼她安靜和坐下，胡妲拒絕，她堅持要讓哈迪把上衣拉開、褪下褲子，以便法庭能夠看清楚他的自白是出於虐待折磨。法官允許了，哈迪的身上滿是瘀傷，看來就像是被警棍打過。胡妲憤怒的指出，施以暴行的士兵也應該出席受審。法官決定將聽審延後，胡妲不顧警衛的言語攔阻衝向兒子，補上了哈迪被捕那一晚她因為擔憂而沒能給出的那個擁抱。希望在他回到冰冷的監牢以前，她的擁抱可以帶來一點溫暖。法官再次向她咆哮：你兒子放出來以前，你休想再碰他！

15歲的哈迪因為塗鴉和丟坦克石頭，被判處一年七個月的刑罰，以罰鍰換取減刑至一年四個月；能夠獲得相對於其他同伴較輕的刑期有一個但書：必須放棄對刑求虐待哈迪的士兵提出任何指控。律師建議他們接受法庭的協商條件，即使他們的罪行留下明顯可見的痕跡，也絕無在場者願意出庭指證，起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內格夫沙漠中的 Ktzi'ot Prison ( photo by יוסי הראשון, CC BY-SA 3.0)

胡妲的工作讓她能觸及艱苦的流離者，但哈迪的經歷將她帶往一片更為隱密的「苦難宇宙」，以色列公民（猶太裔或巴勒斯坦裔）是否熟悉這片宇宙猶未可知，但或許幾乎每個巴勒斯坦家庭都曾經捲入其中。為了每次40分鐘的探視，來回內格夫沙漠的偏僻監獄每次都要花上24小時，玻璃牆的小洞讓交談異常困難，有些被囚者不能和15歲以上的親人會面，有些甚至被完全禁止會面。

只有小小孩允許肢體接觸，胡妲會看到媽媽推著不情願的男孩、女孩，去抱他們陌生的父親，孩子哭，爸爸也哭。

胡妲抓緊每個前去探望孩子的機會，也盡她所能照顧哈迪身邊的其他孩子們，這些正逢青春的少年們大多來自窮苦的家庭，探視不易，更遑論遞送物資。在帳篷監獄裡，胡妲送來的星空掛毯替代了孩子們望不見的夜空，她送來的米粒項鍊讓男孩們對心儀對象的思念有實體的掛寄。曾有70萬的男人與男孩，先後在這樣的拘束中徒耗他們的童年與年歲，幾乎是當地男性人口的百分之四十[2]。胡妲撐過了那艱難與心碎的一年半，但驚懼與苦難的回憶仍不時攫住像她這樣的鬥士。特勞爾在胡妲故事的結尾表達出他在這些採訪中體會到的絕望感受：

每一位母親、父親和祖父母乃至整個社會，他們曾經體認或將會認識到：他們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孩子。

達布爾家族曾經的故鄉海法，如今的樣貌

[1] 雖然稱為警察，但其最初由國防軍成立，即使移交警察體系指揮也仍與軍隊密切合作，此外其實際勤務是關於邊境，涉及國家所視為「非公民」或介於公民與非公民之間的人們，可以理解為接近準軍事單位。

[2] 至今仍有數千人在關押中，近日以色列政府與哈瑪斯交換人質就釋放出其中被關押的一些人，也包括部分青少年，但同時對其管轄範圍內巴勒斯坦人的抓捕仍在持續中。可參考《苦勞網》「以色列、哈瑪斯 停火換囚」，網址：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