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底,我們迎來了越來越多防疫政策上的喘息。口罩鬆綁應該會是其中最有感的,但即便已經過了三個月,街上多數人臉上還是掛著口罩。對那些早就受夠了限制,希望解放自己面部皮膚的人而言,這種狀況簡直不可置信。事實上,如果把時間倒回2018之前,問人們願不願意出門時都戴著口罩,多數人可能都會回答不想。但就像下山的路比上山還難,戴上去多不容易,拿下來就多不容易。
「戴口罩就是奴性、就是不自由」這樣的說法自然是荒謬的,就像「女性主義者不能穿裙子」一樣,是一種無知的非黑即白。彷彿如果一種行為是不自由,那自由就是把那個行為反著做。也就是說,如果你仍然戴著口罩、你仍然穿裙子與高跟鞋,你就是自己沉淪為政府或父權的奴隸。
但自由不是那樣。自由不是「以『在反面限制』來做為限制的反面」,而是對於限制的解放,是對於「評估並選擇自己要的是什麼」的解放。「強制戴口罩」是一種政府基於其接受的科學結果與公共考量做出的判斷,而結束這一政策,便意味著它將這種評估與判斷的權利還給人民,我們能選擇自己要在什麼場合戴上、在什麼場合拿下來。雖然這是自由之消極的基本面向,但沒有這個,我們也無法去孕育出積極的面向。
在遠遠還沒爆發疫情,但已經有人宣稱末日將至的2011年,我疑惑地問了那位整天戴著口罩的朋友。「比較有安全感」,他回答。早早就有人發現了,只要在臉上帶點什麼,自己就可以在別人面前展現出不一樣的模樣,且尤其重要的--消除一些你平時不想面對的模樣,就像江戶川柯南或克拉克肯特那樣。
疫情幾乎可以說是對這個時代再合理不過的一種催化劑。無論是數位化轉型、廣播節目的重新興起、還是愈來愈「芬蘭式」的人際距離,早就已經能在時代中看到端倪。只要戴上耳機與口罩,你便可以將自己進一步地與外界隔開,乃至於Balaclava會在這幾個月裡掀起流行。口罩作為一種「防護用品」,它不只能防止病毒和罰則,還能防護花粉和髒空氣,以及那些--你從來就不想要做的交際、妝容和表情管理。
與許多人對於疫情、口罩與自由間的聯想不同的是,疫情反而迫使許多政府必須暫時地放下「反蒙面法」,讓人民有機會重新按照自己的意願遮掩自己部份的面龐。當然,我們還是可以聽到那種常見的不友善說法「堂堂正正的,為什麼要把臉遮起來」,但就像我們能自己選擇我們其它部分的衣著,我們的自由讓我們應該被允許有我們自己關於是否要繼續戴著口罩的考量。
台灣畢竟在亞熱帶。一兩個月後的悶熱空氣就會讓人們更樂意地將口罩脫下來,幾次夏天之後,街上還戴著口罩的人就會大幅減少。而那些你在疫情後才認識的人,或許你已經在認識他幾個月後「第一次看到他的樣子」,並驚訝於他和你一直以為的不太一樣。我們會在接下來的日子裡經常得到這種過去罕有的有趣體驗。我們會像字面上的那樣,看到別人「你不知道的另一種面貌」。而在那之前,讓那些曾經被應酬式社交逼得喘不過氣的人的面龐,再多休息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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