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笛卡兒的哲學沉思裡,個人透過思辨意識到了"Cogito"這一不可被懷疑的基礎。一方面,這成為他知識論計畫的主要地基,另一方面,這也給予了我們一種獨我論式的存在論理解。在這樣的思考架構中,我們總是從一個原子論式的「思考者我」出發,去從知覺裡將那些具有某些性質的對象理解為「另一個人」。
他人對獨我論者而言就像其他任何外在事物一樣無法被保證,即便我們承認這種對他人的知覺,我們也無法以「認識自身心靈」的方式去認知到他人心靈。我們無法確切地保證他人不僅僅是一部嚴密的機器、無法去確定那一系列投入與產出的過程是否有「我的行動」中具有的那種意義,即便那裡的確「看起來像是存在著心靈」。
傳統哲學為我們提供了兩種間接認識到他人心靈的方式:理論理論(The theory theory of mind)和模擬理論(The simulation theory of mind):理論理論認為,當我們觀察到他人的身體行動,我們會用一種常識性的常民心理學作為解釋框架,一邊推測該行動進行的方向與可能目的,一邊以最佳解釋推論將相應的心靈狀態歸諸給行動者。這個理論的支持者主張心靈狀態無法被直接觀察與經驗到,而是透過(或基本或複雜的)理論推演出來。
模擬理論則主張我們對他人的理解是建基於「在自己心中模擬他人的信念、慾望或情感」,這麼一來我們便能以自己的心靈為模型來設身處地地將情感結果投射到行動者身上。Goldman認為對於他人的心靈,我們不像是對於自己的心靈有內省的管道可以通達,而只能透過想像力,從自身狀態出發類比地相信他人也具備相似的狀態。
模擬理論的主張者相信,是鏡像神經元系統於次人格層次的運作讓我們得以在自身中創造出一些假想狀態,我們將這些揣度其他行動者心理的假想狀態輸入自身的心理機制,讓它產生新的狀態,接著將這些新的狀態指定給行動者。
這兩種主張都是以某種類比推論的方式,去將「我這麼做時有如此這般的心靈狀態」以常民心理理論或基本生理機制的方式得到「他也這麼做了,代表他也有這樣的心靈狀態」的結論,以此「賦予」對方心靈與心靈狀態。
然而這種方式除了在邏輯上有明顯缺陷外,更大的問題在於其並未準確地把握到實踐中我們與他人互動時的實際狀態。事實上,我們對自己與對他人的理解不是截然分別的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在實踐裡面,我們更常經歷的是「第二人稱」。
當一名守門員看見隊友與對手向同一顆球奔去時,他並不以任何理論去考慮兩個從物理角度看來一樣的活動,也不需要讓自己彷彿要去搶那顆球一樣模擬地設想。他知道有一個人正打算搶過球後朝自己的方向過來,另一個人的搶球則是為了阻止。他直接地體驗到了兩個人的意圖,並在看似相同的肢體動作中分別看到進攻與防守。在這裡,我們的直接觀察超越於「中立的再現」,而是緊緊地綑綁於賽場規則和更廣大的社會性意義。
梅洛龐蒂認為,身體動作本身就具有非常原初的、比理論態度還要根本的意向性。一位籃球員並不將自己的身體動作理解為「讓手臂在空中移動」,而是「我在打球」。在我們去詮釋這項動作之前,這個動作本身就帶有一種意向性。無論我們心中的目標是否清晰,我們都是帶著某項任務去朝有意義的世界伸展肢體。
同樣的,當我們看到一個行動,我們就已經將其獲知為一種有意義的行動。就像我們將一個人嘴裡說出的外語聽作談話,即便我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也無須思辨地能將其與噪音區分開來。
行動者的身體以一種迥異於其他物理物的方式,在一組特定的、有意義的情境中,直接呈現為一種活生生的身體。我們直接地經驗這種能作出行動的活生生身體為人、為主體、為有心靈的存有者。而無須透過理論或模擬來將意義歸屬給不具意義的肢體動作、也無須將心靈歸屬給沒有意義的身體。
透過這種「身體性的心靈」的思路,我們會意識到傳統的「他心問題」建立在一種心靈與行為的二元上面。而實際的情況中,我們不僅僅可以直接經驗到他人的心靈,我們自己的心靈也以同樣的方式直接表達於行動上。
有時候,我們在自己的哭聲中意識到自己的難過、在自己的顫抖裡發現自己有多麼緊張。我們也會對自己的感受感到困惑,甚至是經由學習和反思,才有辦法在事後對自己的情緒與行為進行解釋。
模擬理論和理論理論將自我理解看得太過直接而確定,將對他人的理解看得太過間接而困難。我們相信一個人「因害羞而臉紅」或「因痛苦而哀嚎」,是因為我們得到的就是這樣的整體性認知。我們可能會誤判、對方也可能在偽裝,但此時便是笛卡兒式思路派上用場的時候:「至少存在著一個能被欺騙的我、也至少存在著一個可能進行偽裝的對方」。
除了最基本的「那裡和這裡一樣有個人」之外,我們與其他人之間的互相理解建立在一層又一層的「共享敘事」。我們總是在特定的情境與故事框架中遭遇他人,在這些或模糊或清晰、或友好或敵意的故事裡,我們並不是以一種普遍化的抽象理論去設想對方,而是具體與就事論事地在脈絡中把握。
在實境節目《犧牲》中,達倫布朗(Derren Brown)透過手法在一名對移民有著歧視與偏見的人心中建立一種「對方和我一樣是有心靈的人」的圖像,讓他最終願意在危險的情境裡為非法移民挺身而出。他相信那是敘事為個人帶來的改變,那些改變能喚醒我們本來就有的力量。我們從來不需要透過任何形式的「圖靈測驗」去相信那裡有一個人,一但我們有能力與意願將一個對象看作是--和自己相似的--「人」,我們就自動獲知了他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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