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對這塊土地和在土地上生活的人來說,是一個特別的年代。在那一年,該隱反覆的、重複的、一次次的殺死了亞伯。作曲家蕭泰然為此譜出了《1947序曲》。小說家鍾肇政也在1992年流著淚、緊握著筆,一字一句的刻下小說《怒濤》。在《怒濤》完稿之際,鍾肇政說:
然而,我明知在星移斗轉之後,那個時代,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他們的心情,他們的想法,這一代的人,尤其這一代的年輕人,究竟有幾個能理解呢?!
每一個人,都曾經年輕過。可是,在鍾肇政和他的同一輩人身上,他們的青春永遠蒙上了一層悲劇的色彩(如果他們逃過了那次劫難的話)。
而令我感慨的,除了1947當時發生的悲劇之外,還有受難者還須沉默四十年這麼久,等到臺灣社會解嚴自由以後,才能夠安心的訴說這一段恐懼而絕望的遭遇。不必再擔心會不會「禍從口出」,因為傳達了關於自己的真相,而被隨意的搜查、帶走、槍決。
現在,社會自由了。我們不會再因為談到二二八,就被刁難、恐嚇、甚至審判。還有放假;我們的國家會舉辦活動來記念它。然而,我們的下一步呢?我們會遺忘它嗎?
艱辛的重建之路:從《怒濤》到今日
在《怒濤》裡,我反覆的讀到對於發生在自己面前的可怕的悲劇,我們會害怕、會控訴;而且在我們心底,還總是藏著一股巨大的、壓倒我們的感受:那就是不可置信和疑問。究竟,為什麼,在這個世界上,有這樣的事發生?為什麼,人可以舉槍,輕易的殺害一個對他沒有威脅的人,沒有理由?他們可能是為了服從命令,或為了一點錢財、或雙方有不同的歧見;但是,在人命面前,這些理由根本不是理由。所以,受害者往往止不住反覆的拷問自己,問自己事情怎麼會這樣發生。雖然,事情根本不是來自我們所做的事,我們是無辜的,卻承受了無法忍受的後果。
在事件發生的四十多年後,鍾肇政這樣寫道:
志麟聽清楚了,可是一時無法體會到堂兄的意思。他所能感受到的是含在那種急迫的口氣裏的一股切齒般的憤恨。原本在他內心裏還有一絲希望的,就像在專賣局前那樣,開槍只是威嚇性的。他清楚地感到這一絲希望破滅了。那麼是真正地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那麼密集的群眾——開槍了……
沒想到,這還只是個開始。
偶爾也會有車輛呼嘯而過,那也是一種製造死亡的機器。看,車上載滿全副武裝的兵士,人人握著捷克機槍——有時整輛車上的士兵攜著卡賓槍。……
他們只是一群只知服從命令的戰鬥者,聽命行事,那樣地在執行格殺令?
難道他們不知道偶爾在街道上、街角上現身的,是手無寸鐵的百姓?
難道他們不知道先他們而來的人們口頭上掛著一個極顯親密、仁慈的稱呼,就是「台灣同胞」嗎?
當我們失去對人性尊嚴的尊重之後,我們會做出任何事。我們無法讓過去的悲劇不發生。但是,對於那些和悲劇有交涉、被影響到的所有人,我們可以尊重他,不要打斷他;讓他自由的說所有他想說的話,聆聽他,學習等待。
有人說,只有「遺忘」,才能為這個社會建立新的未來;但我說:只有傾聽、耐心、和誠懇,才能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新的、同時也是舊的未來。
明天的道路
在不過三年、卻顯得太過漫長的旅程之後,小說家帶領我們來到《怒濤》的結局。
有些人要離開;有些人要留下;但卻沒有人是不迷茫的。在風暴之中,他們努力的想去相信:人們的逝去不是沒有意義的。他們努力的想找到連結,讓自己往後的生命和決意,和已經離去的人聯繫在一起。一位小說人物說:「白死嗎?可是我認為不是。不,確實不是。因為這次我會下定決心去日本,就是因為志鈞老哥死了。是志鈞老哥的靈魂引導我的。今後也會引導我,我這麼相信。」如果不是這樣,我們要怎麼往前邁進呢?
小說中的人物走了,離開臺灣,去到日本;但小說的作者,卻始終在臺灣生活著。在恐懼中,他沉默著,隱忍著,等待能夠自由說話的那一天。他決心要把這些事情告訴別人,流傳下去,讓未來的人們知道。在他看來,這是為什麼其他人永遠離開了,而他卻被留了下來;這是他應負的責任。藉著小說,鍾肇政這樣表明心跡:
然而帝大生可以確切地捨棄這一切,走向另一個方向、另一條路,但是那豈不是只有即將遠行的人才被允許的嗎?留在這裏的人呢?他們的明天的路又在哪裏?
我們的自由之路,是由前人的血淚、忍耐、溫柔、還有對話換來的;這是一條驕傲而且值得珍惜的道路。
圖片來自Unsplash,由Josh Appel提供,特此致謝
2023/02/27
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傅元罄採用CC0拋棄本著作〈和過往聯繫在一起的自由之路:讀《怒濤》中的二二八〉依著作權法所享有之權利,包括所有相關與鄰接的法律權利。本著作出版於: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