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黑格爾哲學》談文化資產的真實性（下）

重建前後之華沙古城

辯證關係下的文化資產

　　文資價值是文資保存、傳承、弘揚的核心，即文資的本質；文資的本質不能透過「量」來掌握，如同不能用掉多少根或剩多少根頭髮來掌握禿頭的本質。文資的本質包含價值與真實性，兩者互為辯證關係；即對文資價值的理解構成真實性與否的判斷，反之，對文資真實性的理解同樣構成價值與否的判斷；有價值，人們才會在乎它是否真實，反之，具真實性，人們才會探究它的價值。

　　在黑格爾哲學中「活」的實體是沒有「絕對」的、無條件的，而僅有「相對」的、有外在條件的；事物間的關係彼此是相對的、相互關聯的、相互給予與接受的。實務上對於文資真實性的認定，同樣是無絕對的、可量化的標準，而是動態的、持續的、活的相對的原則。如：1964年《威尼斯憲章》以真實性為前提闡述的維護原則，包括能不修就不修的「最少干預性」、不能脫離歷史環境的「整體性」、強調史料物證的「不可臆測性」、尊重不同時期增改建的「多樣性」、新舊區隔的「可辨識性」；及1994年《奈良真實性文件》提及尊重所有社會中的社會與文化價值之方式驗證真實性；即真實性須考量在地性，以增加文化認同。

　　在黑格爾哲學下，文資的價值與真實性，並非獨立存在，而是「相對」的存在；僅有死的文資才是獨立存在的，不與他者產生關係的，而活的文資則是矛盾的、中介的、辯證的、否定的、流變的存在。然而，何謂活的、辯證關係下的文資？

　　中介的文資：認識文資並非直接的認識，而是透過中介、間接的認識。如：當我們來到某個文資場域，該文資僅反映現在的樣貌，而無法反映其過去的樣貌與歷史，可藉由不是自身的東西凸顯、認識自身。如：在地的歷史與文化、場域中的新舊融合、場域外的環境與都市紋理、或曾居於此的人們的記憶，都間接指向文資的價值與真實性。

　　辯證的文資：當我們說某文資具有某些價值時，即是說其不具有某些價值；當某價值被凸顯時，成為法定文資公告的理由時，價值就產生了差異；即文資委員認定的文資價值與文資「本身」價值的差異。恰恰是那些文資公告價值已外的、潛在的、他者的非存有、自身的否定，才是文資價值的基礎；即價值是與文資本身、與時代價值、與當地文化與歷史脈絡、與自身身歷其境後等相互界定的，沒有過去先人於此建築、生活、保存，就沒有今天持續活著的文資。文資自我的辯證運動為，從自身出發，其自身的差異、排他性為第一層否定、原初的否定。接著，經由否定的否定，揚棄自身成為他者的非存有、自身的否定。最後，再返回自身統一；透過否定的辯證關係，使自我（文資）蘊含其相反者，成為更高、更豐富的自我。

　　否定（矛盾）的文資：作為活的文資，其基礎是矛盾；即非二元對立的關係，而是一元的、包含正反面的辯證關係。《文化資產保存法》（下稱《文資法》）將文資分為有形與無形，然而，文資是既有形又無形的；即既有物質的有形層次，亦有情感、文化與歷史的無形層次。如：列為無形文化資產之民俗的「竹圍福海宮飛輦轎、過金火」，若無有形的福海宮及儀式背後無形的精神，便架空了該民俗的地域文化。文資並非「非此即彼」，而是既是此又是彼、既非此又非彼的，如：《文資法》第3條對將14類的有形與無形文資進行定義，以古蹟為例「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即排除了人為營建之外的事物。

　　流變的文資：活的文資即流變中的文資；尚未結束還在發展的文資。故《文資法》所公告的文資並非文資本身，因為活的、現在的、流變的文資是無法被保存的、無法被掌握的、無法被語言概念化的。公告的文資價值亦非真實的，而是被語言概念化、死的、已成為過去的價值。活的文資在活的文化中，是既「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的存在；即文資並非在其所是或所有，而是在其「所為」（作用）中被認識。流變的文資並非沒有方向，而是朝向絕對者、朝向真實、朝向真理（概念與實在統一）、朝向最大可能性。

文化資產的真實性

　　在矛盾的、中介的、辯證的、否定的、流變的文資下，如何透過辯證關係認識真實性之「最少干預性」、「整體性」、「不可臆測性」、「多樣性」、「可辨識性」、「文化認同」的原則？以此認識、掌握動態的、持續的、活的文資真實性。

　　最少干預原則：即能不修復就不修復，常見於保有基本安全性與不易損壞的環境，如：1987年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雅典衛城（Acropolis），即以不完整的形式保存。然而，最少干預的否定即是最多干預；看似無現代工法的介入、死的、未改變文資，卻同樣反映現代的保存價值，並被持續被使用；正因為無特定的機能，反而提供了最大自由使用（干預）的可能性；當人們在文資中活動（拍照、攝影、導覽、反思、回憶），將改變、更豐富對該文資的認識。

　　整體性原則：即文資保存並非「點」的保存，而是「面」的保存，如：京都的風貌、色彩、景觀具有整體性。活的文資如同運動、生命，是不可切分的，必須整體的認識。故與文資關聯之歷史、環境等同樣是不可切分的脈絡，並且尚未結束仍持續發展。整體的文資如同整體的歷史；不是教科書上的歷史，而是活的歷史；即既暴力又非暴力、既主觀又客觀、既理性又非理性、既必然又偶然。然而，整體性的否定即是個別性；即一方面透過個別性的認識指向整體，另一方面透過整體性的認識分區個別性。在此辯證關係下文資成為既有價值又無價值、既特殊又普遍、既真實又非真實、既自我又非我、既同一又差異的文資。

　　不可臆測性原則：即強調史料物證，如：修復工法、材料的考證，不可隨意修復，以國定古蹟臺南地方法院（司法博物館）為例，其西側高塔於1970年因牆壁發生龜裂、地基下沉而拆除；2013年修復時因無法考證該高塔工法、材料，遂不與修復。然而，不可臆測性的否定即是可臆測性；史料物證是有限的，並且參雜各種詮釋。另文資必然是間接的、中介的，故從照片、附近同時代、同類型的建築、同建築師的作品、附近居民或曾工作於此的口述歷史，或多或少能夠間接的認識，此有根據的臆測是一種理解後的詮釋；不可臆測性反而是一種理解後的不作為。

　　多樣性原則：即尊重不同時期增改建的形式；修復為某個時期，即是否定其他時期，而同個時期亦有不同使用者、不同歷史與文化，且修復有可能百分之百、宛如凍結過去某個瞬間的還原嗎？多樣性的否定即是單一性；世界上沒有存在相同的兩棟建築，每個文資的存在都是單一的、獨一無二的，修復後的文資已不同於過去的文資；不只限於史料物證的有限性，更在於即便同一套圖，不同匠師、不同流派之修復工法、施用不同材料等，必然有所差異，更不要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文資，所產生對於文資的不同認識。多樣性並不止於物質層面，更重要的是物質背後讓各個時期的歷史與文化有被認識、對話的可能；即不管是留下殘跡、文字或圖像，重要的是保有「可思」的空間；透過文資讓我們更認識自身的歷史與文化、更認識自己。

　　可辨識性原則：即新舊區隔，如：一方面保存、補強舊屋頂桁木，另一方面以新桁木更換無法補強（有安全疑慮）之舊桁木；讓舊的構件得已獲得新生，持續被使用。然而，可辨識性的否定即是不可辨識性，舊的物件同樣有比較舊跟比較不舊的區別，卻被一視同仁，忽略舊的差異性。且新的物件亦有各種新的工法、材料與形式之差異，同樣被忽略。另新舊的辯證不止於文資本身，更在於文資與其環境的關聯，如：某日式宿舍的文資，比旁邊透天厝的風格舊，然而，就完工的日期而言，又較其新。而文資本身的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營造技術、數量稀少性等，即讓該文資成為歷史中、都市景觀中、建築中的可辨識之物。

　　文化認同原則：即尊重所有社會中的社會與文化價值；須考量在地性，以增加文化認同。然而，文化認同的否定即是文化不認同；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辯證關係中，全球化一方面讓普世價值（人權、提高識字率、重視個人價值）、技術、工具（手機）、經驗（資本主義消費）普及化，另一方面卻也帶來負面的文化及侵蝕在地的傳統、文化、獨特性。文化認同即是既在地又全球、既傳統又現代、既價值理性又工具理性的辯證關係。而文資要成為全民的資產、活的文資，避免其死亡，即是一方面接受西方科學精神的抽象性和純理性，另一方面忠實於自身歷史的起源；既有科學的修復準則，亦有文資個別的故事性、歷史性，如此的文資才可能成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讓文化有持續進步與創造的可能。

　　綜上，在文化多元性下，追求原始的形式與風貌之物質的真實性已非唯一考量，更重要的是歷史的真實性；即有形文資背後的無形價值。如：波蘭首都華沙，二戰時遭摧毀85%以上，戰後由市民推動重建計畫，以恢復舊城風貌，象徵波蘭的恢復及確保其文化精神，於1980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而在黑格爾哲學下的文資真實性，即是否定的真實性、否定的文資；如同我們第一次走進文資場域，似曾相似卻又與眾不同的感覺。在修舊如舊的修復方式與對該文資的認識不足下，一時間難以區分新與舊、文資與非文資、真實與不真實，而是一個整體的認識。此正是以辯證所認識的文資，是活的、動態的、持續的認識，更是矛盾的、中介的、辯證的、否定的、流變的存在。而其中最重要、最具意義的真實性，莫過於活的自身與活的文資、活的文化的辯證關係；即一方面走進文資，延續文資生命、凝聚地方、創造文資與人的新價值與意義，另一方面透過文資讓人們更認識自身文化與歷史、更認識自己，邁向如其所是、真實的自己（絕對者）。

2023/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