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war? 為什麼戰爭？

為什麼戰爭？佛洛伊德寫給愛因斯坦的一封信

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原則上是透過訴諸暴力來解決的。動物界也是如此，人類不能排除在外。然而，人們也容易發生意見衝突，有時觸及抽象思想的最高峰，這似乎需要透過完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

暴力是決定所有權的因素以及決定誰的意志佔上風的問題。很快，體力就被使用，然後被各種輔助手段取代。他證明誰的武器比較好，或操作得更有技巧，誰就是勝利者。

現在，隨著武器的出現，卓越的大腦第一次開始驅逐蠻力，但衝突的目標仍然是一樣的：一方受到傷害或力量受損，必須被迫採取行動-撤回索賠或拒絕。當對手徹底失去行動能力（換句話說，被殺死）時，這一目標才能最有效地實現。

該程式有兩個優點；敵人不能重新發動敵對行動，其次，他的命運阻止其他人效法他的榜樣。此外，屠殺敵人可以滿足本能的渴望，這一點我們稍後會再談。然而，與這種殺戮意志相比，可能引發另一個考慮：如果敵人的精神被擊垮而他的生命得以倖免，那麼就有可能利用敵人來執行奴役任務。在這裡，暴力的發洩方式不是屠殺，而是征服。因此，就出現了給予寬恕的做法。但勝利者從現在起就必須考慮到受害者心中的復仇渴望，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自己的人身安全。

從暴力到法律

我們知道，在進化過程中，這種狀態被改變，一條從暴力走向法律的道路被追蹤出來。但這條路是什麼？當然，它源自於單一的真理；一個強者的優勢可以被許多弱者的聯盟所壓倒，即“l’union fait la force”。聯合戰勝了蠻力，分散單位的聯合力量足以對抗孤立的巨人。

因此，我們可以將「權利」（即法律）定義為社區的力量。然而，它也只不過是暴力，會迅速攻擊任何阻擋其前進道路的個人，並且它採用相同的方法，遵循相似的目標，只有一處不同；這是集體暴力，而不是個人暴力。

但是，要從粗暴暴力到法治過渡，首先必須具備一定的心理條件。大多數人的聯盟必須是穩定和持久的。如果它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讓某個自以為是的個人感到沮喪，並且在他垮台後，它就被解散了，那麼它就一事無成。另一些人則相信自己的超強權力，會尋求恢復暴力統治，這樣的循環就會無止盡地重演。

因此，人民的聯合必須是永久的、組織良好的；它必須制定規則來應對可能發生的叛亂風險；必須建立機制，確保其規則和法律得到遵守，並確保法律要求的暴力行為得到適當實施。這種對利益共同體的認識在團體成員中產生了一種團結和兄弟般的團結的情感，這是其真正的力量。

現在，只要社區由許多同等能力的個人組成，情況就足夠簡單了。這樣一個團體的法律可以決定個人必須在多大程度上放棄個人自由、使用個人武力作為暴力工具的權利，以確保團體的安全。

但這樣的組合僅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實際上，情況總是很複雜，因為從一開始，這個群體就包括了不平等權力的成分，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兒童，並且很快，由於戰爭和征服，勝利者和戰敗者即主人和奴隸也一樣。從這時起，普通法注意到了這些權力的不平等，法律是由統治者制定並為統治者制定的，給予奴隸階級的權利越來越少。

此後，國家內部存在著兩個導致法律不穩定的因素，但立法的演變也是如此：首先，統治階級成員試圖使自己凌駕於法律的限制之上，其次，被統治者為擴大自己的權利而不斷鬥爭並看見守則中所體現的每一項成果，以人人平等的法律取代法律上的障礙。

當共同體內部的權力平衡發生積極的突變時，第二個趨勢將特別明顯，這是某些歷史條件的頻繁結果。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可能會逐漸調整以適應變化的情況，或者（更常見的是）統治階級不願考慮新的事態發展，其結果是叛亂和內戰，這是法律一度被擱置和強制執行的時期。憲法變革還有另一個因素，它以完全和平的方式運作，即：社會大眾的文化演變；然而，這個因素的順序不同，只能稍後處理。

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

由此可見，即使在團體內部，當利益衝突時，暴力的使用也不可避免。但生活在同一天空下的人們的共同需求和習慣有利於此類衝突的迅速解決，因此，和平解決的可能性正在穩步推進。然而，只要粗略地瀏覽世界歷史，就會發現一個群體與另一個群體或其他群體之間、大單位與小單位之間、城市、國家、種族、部落和王國之間發生一系列無休無止的衝突，幾乎所有這些衝突都是透過戰爭的磨難。此類戰爭要麼以掠奪或征服而告終，其結果就是失敗者的垮台。

無法對這些擴張戰爭做出任何包羅萬象的判斷。有些戰爭，例如蒙古人和土耳其人之間的戰爭，導致了徹頭徹尾的苦難；然而，另一些則進一步推動了從暴力到法律的過渡，因為它們建立了更大的單位，在其範圍內禁止訴諸暴力，並由新政權解決所有爭端。

因此，羅馬的征服為地中海地區帶來了羅馬和平的福音。法國國王對擴張的渴望創造了一個在和平與團結中繁榮發展的新法國。儘管聽起來很矛盾，但我們必須承認，戰爭很可能為我們所渴望的不間斷的和平鋪平道路，因為正是戰爭催生了龐大的單位，而在這些單位的邊界內，所有戰爭都受到強大中央權力的禁止。

🌍 歷史教訓 歷史上，某些戰爭被認為是為未來和平鋪平道路的過程，例如，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便是在戰爭結束後重建的，更加注重和平的維持。

然而，在實踐中，這個目的並沒有達到，因為通常來說，勝利的果實只是短暫的，新成立的單位再次分崩離析，通常是因為暴力焊接的各個部分之間無法實現真正​​的凝聚力。此外，迄今為止，此類征服僅導致聚集，儘管其規模巨大，但仍具有局限性，並且這些單位之間的爭端只能透過訴諸武力來解決。

對於整個人類來說，所有這些軍事事業的唯一結果是，他們現在必須面對大規模的戰爭，而不是頻繁的、甚至不間斷的小戰爭，儘管這些戰爭發生的次數較少，但破壞性卻更大。

對當今世界來說，同樣的結論是正確的，你們也已經達到了這個目標，儘管走了一條更短的路。只有一種確定的結束戰爭的方法，那就是在共同同意的情況下建立一個中央控制，它在每一次利益衝突中都有最後的決定權。

為此，需要做兩件事：

第一，建立這樣一個最高法院；

第二，建立一個最高法院。其次，其投資具有足夠的執行力。除非滿足第二個要求，否則第一個要求就無效。

顯然，國際聯盟作為最高法院，滿足了第一個條件；它不滿足第二個。它沒有可用的力量，只有在新機構的成員及其組成國提供力量的情況下才能獲得力量。而且，事實上，這是一個渺茫的希望。

儘管如此，如果我們忽視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對國際聯盟的看法就應該是非常短視的：這是一個歷史上很少嘗試過、而且以前從未進行過如此規模的實驗的事實。這是一種透過調動某些理想主義心態來獲取權威（換句話說，強制影響）的嘗試，而迄今為止，這種權威完全依賴於擁有權力。

我們已經看到，社區中有兩個凝聚力的因素：暴力強迫和團體成員之間的情感紐帶（用技術術語來說是「認同」）。如果這些因素中的一個變得不起作用，另一個因素可能仍然足以將團隊團結在一起。顯然，只有當這些概念表達了所有人共有的根深蒂固的團結意識時，它們才有意義。因此，有必要評估這種情緒的有效性。

歷史告訴我們，它們有時是有效的。例如，泛希臘觀念，即希臘人對野蠻鄰居的優越感，在近鄰同盟、神諭和奧運會中得到了體現，這種觀念足以使希臘人之間的戰爭方法人性化，儘管它不可避免地未能阻止衝突希臘種族的不同成分之間的衝突，甚至是為了阻止一個城市或一組城市與他們的種族敵人波斯人聯手，以挫敗對手。

文藝復興時期的基督教世界的團結，儘管具有巨大的權威，但在阻止基督教國家，無論大小，向蘇丹求助方面，並沒有更有效。而且，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徒勞地尋找某種權威性不容置疑的統一概念。

顯而易見的是，如今在每個國家都佔據主導地位的民族主義思想卻朝著完全相反的方向運作。有些人認為布爾什維克的觀念可能會結束戰爭，但事實上，這個目標還很遙遠，也許只有經過一段殘酷的自相殘殺之後才能實現。因此，在目前的條件下，任何用理想的力量取代蠻力的努力都注定會失敗。如果我們忽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的邏輯是錯誤的：權利是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即使在今天也需要暴力來維持。

生命力與死亡本能

我現在可以對你的另一句話發表評論。你驚訝於人類如此容易感染戰爭熱潮，你推測人類內心有一種活躍的仇恨和破壞本能，容易受到這種刺激。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我相信這種本能的存在，並且最近一直在努力研究它的表現。

在這方面，我是否可以列出我們精神分析學家經過如此多的嘗試性文章和黑暗中摸索後所掌握的本能知識的一個片段？

我們假設人類本能有兩種：

一種是保守和統一的本能，我們稱之為「情慾」（柏拉圖在《會飲篇》中賦予愛欲的意思），另一種是「性」（明確擴展了「性」的流行意義） ）；其次，破壞和殺戮的本能，我們將其同化為攻擊性或破壞本能。

正如你所感知的，這些是眾所周知的對立面，愛與恨，轉化為理論實體；它們也許是那些永恆的極性、吸引力和排斥的另一個面向，這些都屬於你的範疇。但我們必須小心，不要過早接受善惡的概念。這些本能中的每一種都與其對立面一樣不可或缺，所有生命現像都源自於它們的活動，無論它們是協同作用還是對立作用。

似乎這兩種本能都可以發揮作用，但很少是孤立的。它總是與一定劑量的相反物質混合（正如我們所說的“合金”），這改變了它的目標，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是實現它的主要條件。

因此，自我保護的本能當然具有性慾的本質，但為了達到目的，這種本能就需要採取攻擊性的行動。同樣，當愛的本能指向某個特定的對象時，如果它想要有效地佔有該對象，就需要混合佔有的本能。正是由於很難將這兩種本能的表現形式區分開來，所以長期以來我們都無法辨識它們。

如果你和我在這條路上走得遠一些，你會發現人事又是複雜的。只有在特殊情況下，行動才會受到單一本能的刺激。通常，具有相似成分的多個動機會共同促成該行為。

當一個國家被召喚參戰時，人類的所有動機都可能會回應這種呼籲。動機有高有低，有的公開承認，有的則含糊其辭。侵略和破壞的慾望當然也包括在內。歷史和人類日常生活中無數的殘酷證實了它的普遍性和力量。

透過訴諸理想主義和性本能來刺激這些破壞性衝動，自然會促進它們的釋放。沉思歷史書頁所記載的暴行，我們感到理想的動機常常成為破壞慾望的掩飾；有時，就像宗教裁判所的殘酷行為一樣，雖然理想的動機佔據了意識的前台，但它們卻從潛藏在無意識中的破壞性本能中汲取了力量。兩種解釋都是可行的。

再多談談這種破壞性的本能，這種本能很少受到其重要性所應有的關注。經過最少的推測，我們就得出這樣的結論：這種本能在每個生物體中都起作用，努力破壞它，並將生命還原到惰性物質的原始狀態。

事實上，它很可能被稱為「死亡本能」。而情慾本能則保證了生存的鬥爭。當死亡本能在某些器官的幫助下，將其行動向外、針對外在物體時，它就變成了一種毀滅的衝動。也就是說，生物體透過消滅異物來捍衛自己的存在。

但是，在其活動之一中，死亡本能在生物體內發揮作用，我們試圖將許多正常和病態的現象追溯到破壞性本能的這種內向性。我們甚至犯了一種異端邪說，用這種攻擊性衝動的「轉向內向」來解釋人類良心的起源。

顯然，當這種內在傾向發揮得太大時，就不是一件小事了，而是一種病態的狀態。而將破壞性衝動轉移到外在世界必然會產生有益的效果。這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對抗的所有那些卑鄙、有害的傾向的生物學理由。我們只能承認，它們實際上比我們反對它們的立場更接近自然，事實上，這仍然有待解釋 [...]

這些觀察的結果與目前的主題有關，是我們不可能抑制人類的侵略傾向。他們說，在地球上一些幸福的角落，大自然豐富地提供了人類想要的一切，那裡的種族繁盛，他們的生活平靜地度過，不知道侵略或約束。我很難相信這一點；我想了解有關這些快樂的人們的更多詳細資訊。

從我們本能的「神話」中，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推導出消除戰爭的間接方法的公式。如果戰爭傾向是出於破壞性本能，那麼我們手中總是有它的反劑——愛欲。一切在人與人之間產生情感連結的東西都必須成為我們戰爭的解藥。

這些關係有兩種。首先，諸如與心愛的對象之間的關係，儘管它們具有性意圖，但它們是無效的。精神分析學家在提及「愛」時無需感到內疚。宗教使用相同的語言：愛人如己。虔誠的命令說來容易，但執行上很難！

另一種情感紐帶是透過認同的方式。所有使人與人之間顯著相似的事物都激發了這種共同體感和認同感，而人類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這種感覺上的。在您對濫用權力的批評中，我發現了另一個間接打擊戰爭衝動的建議。

人分為領導者和被領導者，這只是他們天生的、無法彌補的不平等的另一種表現。第二類佔絕大多數；他們需要一個高級指揮來為他們做出決定，而他們通常會毫無異議地服從這些決定。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指出，人們應該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形成一個優秀的獨立思想家階層，不受恐嚇並熱切地追求真理，其職責是引導依賴於他們的領導的群眾。無需指出，政客的統治和教會對思想自由的禁令對這種新創造的鼓勵是多麼微乎其微。

顯然，理想的條件是在一個每個人都將其本能生活服從於理性支配的社會中。只有這樣才能使人與人之間建立如此徹底和持久的聯盟，即使這會導致相互感情紐帶的切斷。但事實上，這樣的希望無疑是完全烏托邦的。其他間接預防戰爭的方法當然比較可行，但不會立竿見影。他們讓人想起一幅醜陋的畫面：磨坊磨得很慢，麵粉還沒準備好，人們就已經餓死了。

戴上假裝冷漠的面具

但是，為什麼我們，你和我以及其他許多人，如此強烈地反對戰爭，而不是僅僅接受它作為生活中另一種可惡的要求呢？因為這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從生物學角度來說是合理的，而且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你不會因為我提出這樣的問題而感到震驚。為了更好地進行調查，最好戴上假裝冷漠的面具。

我的問題的答案可能如下：

因為每個人都有權利掌控自己的生命，而戰爭摧毀了充滿希望的生活；它迫使個人陷入羞辱其男子氣概的境地，迫使他違背自己的意願謀殺同胞；它破壞物質便利、人類辛勞的成果等等。

此外，按照現在的戰爭方式，舊理想中的英雄主義行為已經不復存在，而且鑑於現代武器的高度完善，今天的戰爭將意味著徹底消滅其中一名戰鬥人員，甚至是多名戰鬥人員。

這是如此真實、如此明顯，以至於我們只能想知道為什麼戰爭行為沒有得到普遍同意的禁止/毫無疑問，我剛才提出的任何一點都是有爭議的。

人們可能會問，社區是否也不能對其成員的個人生活主張權利。此外，也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譴責一切形式的戰爭；只要還有國家和帝國，每個國家和帝國都冷酷無情地準備消滅對手，那麼所有國家和帝國都必須做好戰爭準備。但我們不會糾纏於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它們不在你邀請我參加的辯論之外。

我想談另一點，我覺得這是我們共同仇恨戰爭的基礎。就是這樣：我們除了憎恨它之外別無他法。我們是和平主義者，因為我們的有機本性希望我們如此。因此，我們很容易找到證明我們觀點的論點。

然而，這一點需要澄清。這是我的看法。人類的文化發展（我知道有些人更願意稱之為文明）自古以來一直在進步。我們的構成中最好的一切都歸功於這個現象，但也造成了人類痛苦。它的起源和原因是模糊的，它的問題是不確定的，但它的一些特徵是容易察覺的。

伴隨這文化變遷過程而來的心理變化是令人震驚的，這是不容否認的。它們包括對本能目的的逐漸拒絕和本能反應的減少。那些讓我們的祖先高興的感覺對我們來說已經變得中性或難以忍受。而且，如果我們的道德和美學理想發生了變化，原因最終是有機的。

在心理方面，文化中最重要的兩個現像是：

• 第一，智力的增強，它往往會控制我們的本能生活；
• 第二，攻擊性衝動的內向，及其帶來的所有好處和危險。

現在，戰爭與文化發展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心理傾向背道而馳。因此，我們必然憎恨戰爭，認為它是完全無法容忍的。對我們這樣的和平主義者來說，這不僅是一種理智和情感上的排斥，而是一種憲法上的不寬容，一種最激烈的特質。戰爭帶來的美學恥辱似乎與戰爭暴行一樣，在這種令人反感的情緒中扮演著同樣重要的角色。

在其他人變成和平主義者之前我們還要等多久？

很難說，但也許我們希望人類的文化性格和對未來戰爭形式的有充分根據的恐懼，這兩個因素可能有助於在不久的將來結束戰爭，這並不是空想。但這會透過什麼方式或途徑實現，我們無法猜測。同時，我們可以確信，任何促進文化發展的因素也都有助於反對戰爭。

為什麼戰爭？佛洛伊德寫給愛因斯坦的一封信

最近中東地區的衝突再次升溫，許多人不禁發出疑問：「為什麼要戰爭？」在這個文明已經發展到如此程度的時代，為什麼還有些事情，像戰爭，看起來如此不合邏輯，卻依然不斷發生呢？

這樣的疑問，其實從古至今都困擾著許多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哲學家托爾斯泰曾經說過：「所有的戰爭，無論它們看起來多麼不可避免或正義，都是人類的錯誤。」他看見了人性中的矛盾與衝突，認為這些問題根植於我們的內心。而精神分析之父佛洛伊德也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指出，戰爭是人類本能中的攻擊性衝動在集體層面的表現，這些衝動雖然可以被壓抑和引導，但卻無法完全根除。

而近代的研究，像是心理學家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透過歷史數據的分析指出，人類其實逐漸變得更為和平，但我們的恐懼和生存本能仍然會在某些情況下引發衝突。戰爭不僅僅是資源或信仰的爭奪，更是人類深層不安全感的外在顯現。

戰爭的發生不是單純的理性問題，似乎是人類心靈深處的複雜性和衝突。事實上，我們每個人內心也都在經歷著「小戰爭」，這些小戰爭的來源往往是我們無法面對的恐懼與不安，而這些情緒讓我們啟動了各種防衛機轉來保護自己。但這些防衛機轉，真的能帶來內心永久的平安嗎？格瑞思心理諮商所的貼文

也許我們憑一己之力沒辦法改變戰爭，但我們能從自己內心的戰場開始，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自己，先與自己和平相處開始：

覺察自己的防衛機轉

防衛機轉是我們在面對壓力、焦慮或威脅時，無意識中用來保護自己免受心理傷害的應對策略。當我們感受到情緒波動或內心不安時，可以試著去觀察自己是否在使用某些防衛機轉來保護自己。比如，當你覺得被批評時，是不是開始責怪他人（例：把過往的負面經驗投射在他人身上），或者找理由為自己辯解（例：找原因合理化現在所面對到的狀況，不是自己的問題。）？透過這樣的自我覺察，我們可以更了解自己行為背後的真正動機，從而更理性地面對衝突。

承認脆弱，減少攻擊性反應

承認自己的脆弱其實是件需要勇氣的事情。當我們願意正視自己的恐懼與不安全感，就不需要以攻擊或防衛的方式來掩蓋它們。我們可以選擇用更開放的心態與他人溝通，尋求理解，而不是馬上進入防衛模式。這樣的態度不僅能改善我們的關係，也能幫助我們找到更多的內心平安。

選擇信任，尋找合適的支持

許多防衛機轉的背後是對自己或他人缺乏信任。我們可以反思是否能更多地選擇信任：對自己、對他人、甚至對世界的信任。當我們感受到恐懼或不安時，不妨試著放下過度的防衛，尋求更健康的應對方式，例如向家人、朋友傾訴，或者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這樣不僅能讓我們找到更有效的解決方法，也能在支持中感受到安心，減少內心的孤立感。

戰爭的發生讓我們看到人性中防衛的本能，但我們也有能力選擇不一樣的道路。當我們開始理解自己的防衛機轉，並學習如何與它們共處、超越它們，我們就有可能在內心建立真正的和平。如同剛剛所說，或許我們無法改變這個世界的戰爭，但我們每個人都能從自身開始，尋求那份不再受恐懼驅使的平靜與和解。

One heart of peace 天下大和 Is all we need 吾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