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佑我們吧,我們的上帝,感謝我們即將從我主那裡得來的慷慨地賜與,阿門!主啊,請保佑所有不能與我們共享這一餐的人,並幫助我們,在我們吃喝的時候,記住飢餓、乾渴、生病和孤獨的人,以及為我們準備這一餐的修女們,通過我們的主耶穌,阿門!」——倖存者
《教宗選戰》(Conclave),顧名思義,描述自教宗死後,舉行新教宗選舉的秘密會議,至產生新教宗的過程;即一般人只能透過選後自教堂煙囪所冒煙的顏色判斷選是否選出新教宗(白煙代表未選出,黑煙代表已選出)。本片以負責秘密會議的紅衣主教學院院長視角(在天主教會的地位順序中僅次於教宗),一虧教宗選舉中許多「眉眉角角」的故事。
本片改編自英國小說家Robert Harris(1957—)於2016年出版的同名小說。由去年甫以《西線無戰事》獲第95屆奧斯卡四項大獎(最佳國際影片、最佳攝影獎、最佳美術設計獎和最佳原創配樂)的德國導演Edward Berger(1970年—)執導。亦由同樣獲獎的德國鋼琴家Volker Bertelmann(1966—)配樂。
在談教宗如何產生之前,先談誰有資格參加秘密會議?此會議真有辦法在短時間內選出「厚德載物」而非「德不配位」的新教宗?如同民主制度自古希臘以來的問題;即死於民主的蘇格拉底,所提出的「愚人之船」問題,到底是要選受歡迎的人當船長?還是技術好的人當船長?民主號稱選賢與能,但背後的邏輯卻是票多的贏,結果就是,知識份子多不願投入政治,不願被抹黑、潑糞,造成政治的寒蟬效應,國家掌握在只會選舉而不會執政的人手上(亞里斯多德認為政治是為了達到共善的社會)。
誰有資格參加秘密會議?神職人員透過階層制度,由下而上依序為:執事→神父→輔理主教→助理主教→主教→總主教→紅衣主教(樞機)→教宗。教宗(又稱大主教、教皇、papa)由紅衣主教選出。然而,並非所有紅衣主教都有資格參加秘密會議,目前全世界共有232名紅衣主教,僅有其中的120名(80歲以下)有資格在秘密會議中投票。
截至2022年,全球天主教會受洗者人數13.89億人,占世界人口的17.7%。也就是說120名紅衣主教,選出統領13.89億人的共主。亞里斯多德於《政治學》從統治者數量及國家服務對象,區分六種政體:君主制(一人統治為全體服務);僭主制(一人統治為部分服務);貴族制(少數統治為全體服務);寡頭制(少數統治為部分服務);民主制(多數人統治為全體服務);平民制(多數人統治為部分服務)。相較於我國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制度,教宗則由佔0.0000086362%的紅衣主教選出,偏向貴族制;即依靠德性,建立在知識和真理之上的貴族政體。
然而,作為延續上千年、真實的「理想國」——梵蒂岡,天主教如何落實選賢與能?除了嚴謹的汰選制度,筆者認為即是奠基於恆久價值的懷疑與良知。
「有一種罪是我最害怕的——確定性(certainty);確定性是團結的大敵,確定性是寬容的死敵,就連基督最後也無法確定。『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為什麽離棄我?』在十字架上的第九個小時,他(耶穌)在痛苦中呼喊。我們的信仰是有生命的,正因為它與懷疑攜手同行,如果只有確定性和無可置疑,就不會有神秘感,因此也就不需要信仰。讓我們祈禱上帝賜予我們一位敢懷疑的教宗,請祂賜與我們一位犯過錯、請求寬恕並砥礪前行的教宗。」
教宗並非十全十美的聖人,相反的,只要是人都必然是有限的、不完美的。故重點不在於完美與否,而是是否包容不完美與差異。如同蘇格拉底所言「我知道,我不知道。」此言若以邏輯分析毫無意義(違反矛盾律)。然而,此言之所以能夠流芳百世,正顯現其辯證性。我之所以知道我不知道,在於透過反詰法(助產術),透過與他人(差異)對話,打破我原先認為知道的確定性,讓原先個別(主觀)的知識,有上升至整體(客觀)知識的可能。
正因為打破知識的確定性(以當代口語即是打破同溫層),讓人保有開放的心靈,才得以接受不同意見與差異。「哲學」(philosophy)希臘語稱之為「愛智慧」而非「擁有智慧」,正在於此;智慧是追逐的過程,而非結果,如同人生重要的是過程而非結果(死亡)。持續追求的智慧是動態、開放、有生命力的真智慧,而非因擁有而教條化,靜態、封閉、無生命力的偽智慧。爰此,教條化、確定性的偽智慧自然阻礙了團結、阻礙了寬容,因其排除非教條、差異的價值;即以「集合論」的概念,去異求同。
信仰與懷疑是一體兩面的,正因為有懷疑、有不確定之處,才需要訴諸於理性之外的信仰與經驗(神秘主義、不可知論)。如同現代哲學之父笛卡兒,號稱將知識奠基在百分之百毋庸置疑的「我思故我在上」。然而,卻還是需預設背後有良善的上帝而非邪惡的上帝,才保證他者、身體的存在。
「恕我直言,你們對戰爭了解多少呢?我在剛果開展傳道工作,在巴格達、在喀布爾,我看到成堆的屍體,......你說我們必須戰鬥嗎(對抗穆斯林)?你認為我們在爭什麼?你以為那些癡心妄想的人(恐怖份子)做出今天這些可怕的行徑嗎?不,我的兄弟,如果我現在屈服於仇恨,如果我們談論的是『陣營』,而不是為每個男人和女人說話,那麼你們要對抗的東西,就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這裡,來到你們中間,我想這也將是我最後一次,請原諒我,但在過去的這幾天裡,我們顯示出了自己的小家子氣,我們似乎只關心自己、只關心羅馬、只關心這些選舉、只關心權力,但教會的情況並非如此,教會不是傳統、教會不是過去,教會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有智慧的人看到的是未來(為了什麼)而非過去(為什麼)。當教宗選舉成為派系鬥爭、權力鬥爭、宗教鬥爭,選出來的教宗自然遠離「厚德載物」,而偏向「德不配位」。並非表示教宗必然需超脫派系、權力、宗教,教宗同樣是人,必然有其立場。然而,如前所述,該立場是動態的、開放的、包容的、變動的,而非靜態的、封閉的、獨立的、不變的。因為前者相對於後者的價值是更恆常、更根本的,如同孟子所稱的「良知」(天生本然,不學而得的智慧)、蘇格拉底所稱的「Daimonia」或康德的「道德律令」;三者皆是必然的、普遍的、先於經驗的。
唯有透良知,才能對抗我們內心深處僵化的確定性;對抗仇恨、妄想、錯覺、陰謀的確定性。而非一味反中、一味舔美,並集合論式的貼標籤,在人民中找敵人、分化你我、去異求同。當今我國何嘗不是只關注自己(同溫層)、關注國際上的我國(出口轉內銷)而非國際、關注選舉與權力。沉溺在過去,如:「馬維拉」、白色恐怖、黨國一體。殊不知執政者早已成了新的綠色恐怖、黨國一體,說不清要將國家帶向何處?如何做?又做了什麼?鎮日原地踏步、空轉與內耗。
綜上,透過懷疑與良知,才有進步的可能;知道不足之處,才有改進之處。不管是我國的「疑美論」或美國的「疑賴論」,都是「我知道,我不知道」及信仰的體現。關鍵在於保持開放的心靈,包容懷疑與差異,並勇敢說出常識、說出恆常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