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貿易機制背後碳排量文章非常好,詳細解釋了背後的原因、計算方式、衍伸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方向。對於碳關稅的擴充理解相當有幫助。
在探討氣候變遷時,通常以國家為單位來計算碳排放,並主要有兩種方式。最常見的是生產基礎計算,即根據各國境內的生產活動來統計排放量,因此僅涵蓋國內實際發生的碳排放,而不考慮商品在跨國貿易中的隱含排放。
另一種方法則是消費基礎計算,它根據最終消費來衡量排放,亦即計算一國人民所消費的商品,在全球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所有溫室氣體排放。由於這種方法涵蓋了海外為該國消費商品所排放的碳,因此「進口排放」的概念應運而生。
目前,一些國家已要求企業計算產品的碳足跡,這可能需要追蹤供應鏈中的排放數據,儘管測量難度較高。此外,進口排放並不僅限於工業製品,農食商品也會帶來相應的碳排放,並且需要不同的計算方式。
進口排放是一個關鍵指標,特別是在某些情況下,一國藉由減少本土生產來降低國內排放,卻可能因進口替代而導致國外排放上升。透過監測消費基礎排放,可以更有效地預防碳洩漏,確保減碳政策真正發揮全球減排的效果。
目前,全球約 23% 的碳排放來自跨國貿易,這意味著將近四分之一的碳排放並非由生產國自身消費,而是為了供應其他國家的需求而產生,凸顯了全球經濟在碳排放上的緊密關聯。
其中,G20 國家是貿易排放的主要來源。G20 國家之間、向 G20 國家出口,或從 G20 國家進口的排放量,總計佔全球貿易排放的 80%。這顯示出,若 G20 國家能夠在貿易領域推動更積極的減碳政策,將對全球減碳進程產生巨大影響。
要衡量貿易中的碳排放,通常會使用統計模型。最常見的方法是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 (MRIOs),這種模型結合 投入產出表 (IOTs)與空氣排放帳戶 (AEA),來估算貿易活動所隱含的排放量。
投入產出表主要用於描繪各國在經濟體系中的買賣關係,以貨幣價值表示生產與消費國之間的交易,而空氣排放帳 則提供生產過程中的 GHG 排放數據。透過將這兩者交叉分析,可以建立一個全球性的資料庫,計算某國最終消費所導致的境外碳排放。
目前,最知名的環境投入產出模型包括 Eurostat 提供的 FIGARO 環境數據集、EXIOBASE 資料庫,以及 OECD 的 跨國投入產出資料庫,這些工具都能追蹤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間的進出口排放情況。
除了 MRIO 模型,另一種衡量隱含排放的方法是生命週期評估法 (LCAs)。這種方法能夠追蹤產品從生產、使用到廢棄的整個過程中的碳排放,提供更細緻的數據。不過,與 MRIO 相比,LCAs 更適用於產品層級的分析,較難大規模應用於整個國家層級的碳排放計算。
目前,全球碳排放計算仍以生產基礎排放為主,各國主要通報其境內生產活動所產生的排放量,對於商品貿易中隱含的消費基礎排放則關注較少。雖然各國針對生產排放設立了減量目標,但對進出口商品的碳排放尚無明確規範。因此,碳治理仍主要依賴國內政策,而非貿易政策。
不過,隨著各國開始限制國內排放量,兩大風險逐漸浮現:
為解決這些問題,各國開始採取 邊境碳調整機制(BCAs)來確保公平競爭與減少碳洩漏。部分國家的進展如下:
整體而言,全球正逐步將貿易與碳排放連結,並透過消費基礎排放監管來補足生產基礎排 政策的不足。不過,各國的機制在涵蓋範圍、碳定價方式、報告機制與認證標準上仍存在顯著差異,未來政策的協調與整合將是關鍵。
全球貿易體系正承受壓力,各國採取不同的 碳關稅措施,可能引發貿易摩擦,甚至影響經濟增長。
雖然要建立全球統一的碳排放機制幾乎不可能,但「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提供了一條可行的解決方案。各國應努力在可能範圍內統一標準,或至少相互承認對方的排放計算方式。例如,決策者應 排放報告格式、計量單位、排放分類標準等進行協調。目前,已有國家透過互認協議接受彼此的碳排放計算方式,避免重複測算與貿易壁壘。
另一個可能的方式是建立「氣候俱樂部」,由理念相近的國家共同制定減碳標準。例如,全球永續鋼鋁協議(Global Arrangement on Sustainable Steel and Aluminum)便是美國和歐盟在鋼鐵與鋁產業合作降低碳排放的案例。
在多邊層面,世界貿易組織(WTO)雖然在促進合作上發揮了一定作用,例如制定鋼鐵標準原則,但由於 WTO 並非標準制定機構,缺乏技術細節與執行能力,因此仍需與其他具備技術專長的機構合作,推動更細緻、可執行的減排框架。
此外,還必須關注碳重新分配(carbon shuffling)問題——即高排放國家可能會改變出口市場,而非真正減少排放。例如,高碳排放產品可能會轉向無碳關稅的市場,而低碳產品則出口至有碳邊境調整機制的國家。這可能導致排放治理政策的效果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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