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幼年的時候，我想到的東西，就只有兩件事，第一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希望自己不要被無端侵害，比方說我在安居樂業，別人為何要來發動戰爭罪惡來摧毀他呢？為何要罵我呢？但如果別人來罵我打我，我就打他罵他。如果人人都不主動去打人罵人，就沒有人需要被打被罵了。
所以我相信「我不想管你們的喜好，你們也不要管我的喜好」。
然後我相信的第二件事，就是我希望別人善待我，在我弱小需要救助時，能夠幫助我。我不希望這世界是見死不救的，那麼要形成一個不是見死不救的世界，大家就要相信應該去援助需要救助的人，因此，我樂於助人，善待每一個我遇到的人，也是有一個自私的理由的：我希望當我是侍應時，別人也善待我；我希望我弱小時，別人會給我一口飯吃。這是我的主張兩大出發點，都是「為了自己，所以要建立一個善良的世界」，我不欺負人，所以別人不要來欺負我；我幫助人，所以別人也該幫助我。我不知道是否只有我這樣想，還是你們也有過類似的想法呢？這是我對社會觀念的出發點。
在小時候一無所知時，就只知道像大雄一樣當一個「善良」的人，但怎樣才是善良的人呢？我是從卡通片，漫畫與學校的德育課本裡學習的。
德育課本教了我不要亂拋垃圾，要讓座給老人，要扶助傷殘的人，要對所有人有禮貌，要聽師長的話；王司馬的牛仔教了我，如果撿到錢，不要據為己有，把這些錢給乞丐；而卡通片教了我，如果有人欺負別人，我就要像勇者或者機械人駕駛員一樣對抗他們，面對惡人；就算恐怖也要站出來；面對沒有人敢做但應做的事情，要自己站出來。
現在回想起來，昭和時期的卡通片影響好像真的比較大，因為德育課本是只會教你當乖孩子，卻不會叫你挺身而出的，然後我想想，如果我沒看過那些卡通片，或者我真的不會學到這些。我就在想甚麼假面騎士之類早就退流行了，不會導致現在的小孩正義感下降吧？
當然這種「善良」多是出於一廂情願的感性，比方說看到乞丐露宿又髒就可憐他；看到老人身體抖抖走路也不穩就可憐他，看到有人被欺負感到恐懼就想保護他；看到沒有朋友的傢伙就覺得他需要朋友；看到被貧窮困擾的人，就想能給他一塊黃金；看到飢餓的人，就想給他飽食；就像王爾德筆下的快樂王子一樣。
至於背後是甚麼原因，我不會去想也理解不到。
去到少年的時候，開始有了點閱讀能力與興趣，就去看書。書本裡會有各種理論，這些東西就會因為你本來的想法而結合，比方說，我看銀河英雄傳說，看到楊威利反對戰爭，我也覺得，我也不想戰爭，所以我就會接受了楊威利的說法，說得難聽一點：少年時代我看了甚麼書，就會模仿甚麼人的說話方式，甚麼人的理念，甚至甚麼人的形象。
看了三國演義就想著自己是諸葛亮，看了銀英傳就覺得自己是楊威利，看了叮噹就覺得自己是野比大雄。我懷疑人類看著這些作品，會去學習的就是門檻比較低的角色。我不會看了銀英傳就覺得自己是萊因哈特，因為我知道我不是金髮帥哥貴族；我不會看了第一滴血就覺得自己是史泰龍，因為我不是肌肉猛男；我也不會看了叮噹就覺得自己是技安，因為我沒有他那麼強悍。雖然後來我妹說我像技安。
諸葛亮楊威利都很聰明呀，難道我以為自己有那麼聰明嗎？那可能因為智力不像肌肉外貌那樣容易量度，所以多一些幻想的空間吧。不管如何，我想我少年時，吃了一堆書之後，我的主張就是那堆書的混合體，我有時會說楊威利的口水尾，有時會說霍布斯邦的口水，反正看了甚麼就說甚麼，甚至我也會說一些孫中山蔣介石的。
然而，唯一我看了沒說的是毛澤東，因為我覺得他是壞人，我不會說壞人的話。看了他寫的東西覺得有道理，就覺得有罪惡感，我怎可以同意壞人的話呢？但是就像恐怖片一樣，有些東西你就是又怕又要看。反正我少年時沒有網絡與維基百科，所以我的沉悶是靠書本解決的，這導致了我只要是圖書館借的，甚麼書都看。
也就是說我少年時所說的話與思想，都只是在模仿某個很帥的人或某個有點帥的角色(像我這種平庸的人，很帥的我模仿不來)，但這還是擴張了我的思想的。應該說，我會接受有助或不違反我一開始兩個原則的思想。
例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同性戀沒有犯我，我不應該犯他，所以我知道同性戀存在後，就接受了同性戀者沒有問題，他們有權做自己想做的事；這世上一切不侵害我的事，我都不會想管，我希望別人也不要管我做我想做的事。那「自由開放包容」的思想，我當然是接受的，讓大家自由有甚麼不好呢？
所以年輕的時候，看了社會主義的書後，我當然地接受了社會主義與左翼的那一套，他講的又跟我想的有甚麼分別，包容所有的差異，不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給食物，住屋，福利窮人，不就是扶助弱勢？況且我想像我這種擺明貧窮出身的弱勢，沒理由不贊成的。我想很多人當初會接受社會主義，應該也跟我的處境很相像。
那個「三十歲之前不是左派就沒良心」，那我算很有良心嗎？我不知道，或者有，我的確幫過不少人，但我又不是甚麼聖人，我真的是希望如果我需要幫忙時，大家要幫我。我有禮友善的對待大家，我也希望大家有禮友善的善待我。那我算有良心的人嗎？有時我是搞不清，善良是否一定要無私，還是有條件的。我那時會有些罪惡感，因為我幫人的動機有私心，不夠純正。
而離開學校與圖書館是很重要的事情，因為在學校與書本裡的東西，都是建立在以前的東西上，書本永遠是過去的人寫的過去的事情，而文字能容納的也只有簡化了的社會。
畢竟不是少年的貧窮生活就足以令你理解這世界有多不公平，你得遇上更多的事情才能印象深刻，你總要見過交通意外而傷殘的人，總要見過私相授受，總要見過因大病而失去一切的人，總要見過自尋短見的朋友，以及因為收入不夠而無力的家長，欠缺照顧而被虐待的孩子，深圳那一大堆被人操縱群起行乞的小孩，人民公園裡因為失業而愁苦的民工。
如果我一直有一份好的工作，在學校裡當個助教甚麼的，我懷疑上面的東西我都不會看到，然而，我沒有那個運氣，我的工作都是低薪艱苦而且遇上很多不好事情的。但對於學習而言，這比書本與最好的教授都好，鮮活與血淋淋的社會與現實，並不是大學或書裡的甚麼主義哲學可以比得上的，你會清楚書本的界限：書上寫的東西，不是不能解決問題，就是在製造更多問題。書不是沒用，但他只是一個基礎，只是個原始的工具。
想想也是，馬克思就是一百多年前的人，他寫的東西也只能根據一百多年前的問題；霍布斯邦的年紀跟我曾祖母差不多，那他寫的也只是他時代的問題；他們是偉大的思想家，但我讀的只是一個久遠的回憶，而不是甚麼真理或救世靈丹；楊威利就是一個跟虛構敵人打仗的虛構角色，諸葛亮就是一個被人改編過的歷史人物，而我活在的時代就算有英雄或偉人思想家，就只會是能針對時下問題的活人，而不是虛構的人或死去的人。
自此，我就不再模仿了，偉人們在我眼中，由崇敬慕仰的權威，變成了死去了的人。我可以參考他們的話，並因為閱讀他們的話而感到快樂，但我不會再傻到想在書本裡，找出能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
我確信了一件事：我們這一代的問題，只有靠我們這一代人自己想出解決的方法，不管結果如何，我們最終要把經驗與體會寫下來，像前人們一樣把經驗與教訓，給下一代人。而他們又會遇到另外一些問題，這也只能由他們解決，我們不可能為未來的人解決問題，但我們可以為未來的人留下更多的知識。
至於那些看到現在的問題，還打算去查書，或者拿著書告訴你這就是解答的傢伙，我就跟他們混不下去了，因為我沒有辦法受得了二十歲時尊崇書本的東西的自己，會感到非常尷尬，自然也不會受得了那些一直做同樣事情的人。如果他們不打算走出學校去看世界，那是浪費我的時間；如果他們打算用學校的一套去統治世界，那他們就是在破壞這世界。
後來我在大學裡做研究助理時，就在大學裡遇上很多，我想想，如果我一直在那種連醫科診所都有，上班有冷氣，吃飯有飯堂的環境，我可能不會變成現在這樣，但我已改變就回不去了。所以我後來三十歲去中大文學讀完碩士，最後一次在大學裡待很久時間後，就沒有再想在大學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