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讀較新的文章，2021年由Lawson-Boyd和Meloni共同撰寫的 ”Gender Beneath the Skull: Agency, Trauma and Persisting Stereotypes in Neuroepigenetics”。探討自演化生物學到後基因組轉向的神經表觀遺傳學（Neuroepigenetics），如何與性別研究存在緊密且複雜的關係，在認識論的討論裡不時爭辯或結盟。由神經表觀遺傳學所引起的新討論，被作者認為「新故事其實是舊故事」，並呼籲更多女性主義科學家、STS研究學者參與，以在跨學科對話中建立「批判性友誼」（critical friendship），避免單一領域再次主導某種本質論敘事。而同時，也期待進一步發揮神經表觀遺傳學的潛力，開起社會經驗如何生物性地嵌入我們身體的新論述。
引起了人們對外在世界——我們所過的生活、我們從事的工作、我們進行的運動——如何持續影響大腦功能與神經系統之關鍵角色的注意。（May, 2011；Chang, 2014）
現在已不再是我們的大腦究竟是自然（nature）或教養（nurture）的產物的問題，而是要理解我們的大腦之「自然」如何與由生命經驗所提供、會改變大腦的「教養」緊密糾纏在一起。（Gina Rippon, 2019：235）
而在這波後基因組轉向之中，神經表觀遺傳學尤具代表，研究那些可經由有絲分裂（細胞分裂）或減數分裂（性細胞分裂）而遺傳的基因功能變化，而這些變化無法以基因序列的改變來解釋（註1，p. 2）。簡單來說，其基本概念是：（1）環境「訊號」與「暴露」，會改變表觀遺傳標記的配置。（2）基因不是獨立運作的單位，而是複雜的生物組裝體的一部份，基因會回應細胞、器官與有機體之周遭環境，並發生轉化。（3）部份相關研究指出，表觀遺傳修飾可能透過生殖系而傳遞，因而跨世代遺傳。
我們很快可以想到，神經表觀遺傳學瓦解了該領域長期以來回歸「主控密碼」DNA的傳統，並將其分散到更廣泛的細胞、有機體與生態脈絡之中。就這點而言與女性主義者Haraway、Keller的方向一致。然而，正是由於神經表觀遺傳學既改寫、又仍未有一致的敘事共識，故也是生物－社會二元張力最具、且亟需社會學家投入跨領域討論的時刻。作者透過訪談發現，在「病理化」子代影響時，仍習慣性地聚焦母責與母職。作者認為，神經表觀遺傳學位於過去數十年來備受關注的兩大趨勢之交會點，社會經驗如何生物性地嵌入，以及神經生態又如何具有某種社會性？在兩方如何緊密交纏的討論之中，作者亦指出，對關心身體化（embodiment）與創傷的社會科學家而言，神經表觀遺傳學是重要的論述關鍵。在後基因組思想下，性別和創傷不再是被拉扯於自然或教養之間的身體，而是更指向一種反應性、關係性的人的生命與身體化概念（Lock and Pálsson, 2016）。作者認為社會科學家有理由去思考，性別不僅是被建構的，而且也可能透過表觀遺傳及其他生物途徑而「成為生物學」（註1，p. 3）。
總的來看作者認為，表觀遺傳研究在論述上模糊了身體與環境之間的界線，使環境得以「進入皮膚之下」（McEwen, 2012），於是乎神經系統被再次框架為一個身心與政治之間的場域，在其中，性別、創傷與生物一社會差異化的問題也跟著浮現（註1，p. 5）。也是因此，作者進而質問：基於其物質與關係性的構成，其中有多少也會被性別化？（註1，p. 5）接下來，作者試圖揭露引入表觀遺傳學的創傷和母職研究，如何同時也引入了來自刻板印象的性別暴力。
針對創傷研究，作者指出一系列倫理問題，例如被人們視為困擾的「後果」是什麼？什麼標記該從基因上移除？如何判定？又是誰負責裁定？作者擔心，表觀遺傳學會不會將某種「生物正當性」加諸於特定的身體？如此一來誰才是真正的能動者？我們必須小心當神經表觀遺傳分析似乎僅僅聚焦於「純粹」的生物狀態時，特定形式的暴力會如何被論述性地編織進其中（註1，p. 7）。另一方面，有學者指出，當表觀遺傳研究「支持關於人類母職的主張」時，往往傾向於「說明既有的母性能動性與責任刻板印象，而非對其提出質疑」（Kenney & Müller, 2017: 23）。如有受訪者說到：
我不會說［母性研究］是過度代表，因為現實是，從生物學上來看，父親在受孕時傳遞遺傳資訊——我們認為還包括表觀遺傳資訊——然後之後幾乎所有的影響都來自母親，她在懷孕期間做了什麼、在哺乳期間做了什麼、早期的母性照護；當然，在出生之後，父親才會更多地介入，至少在哺乳動物中是如此，在某些像人類這樣的哺乳動物中。（Adam Weber，於墨爾本從事父系表觀遺傳研究的神經科學家）
到頭來，確實必然會有更多責任落在母親身上，因為她們在體內承載著下一代；是否應該歸咎於她們是另一回事，但如果我們發現，確實有某些行為會對下一代產生深遠影響，例如飲酒，一旦這種關聯被清楚建立起來，我認為人們就會更容易合理化並正當化為何某些行為需要改變。（Connor Ringwood，於伯斯從事表觀遺傳標記與大腦發育研究的學者）
作者提醒我們，有必要注意以基因為中心的教條，以及其如何在表觀遺傳學看似解放的潛力下，再度發揮那令人不安的權威性。並且，我們要真正聆聽該潛力的聲音。作者挪用表觀遺傳學者教條式的呼籲：「要聆聽生物學的聲音」，反問到：如果生物學的「聲音」類似於生活經驗的聲響，那麼這難道不正是在發出性別政治的聲音，甚至是政治本身的聲音嗎？（註1，p. 9）
最後，作者回探知識論的議題。知識生產的實踐在凸顯社會、政治與環境議題的同時，也承擔著將其他面向推至背景的風險（Donna Haraway, 1988），從歷史認識論的角度來看，概念與科學母題本質上是開放的政治建構，如十九世紀歇斯底里的女性形象、胚胎學中女性被動的父權假設，而無疑地，類似的工作也可能在當前的神經表觀遺傳版本中展開。面對該挑戰，作者借鑑Haraway的觀點，重申有必要轉向多重敘事、故事與真理陳述，發展一種非單一客觀性的生物學，而是一種能夠容納多重觀點的客觀性。
註
- Lawson-Boyd, E., & Meloni, M. (2021). Gender Beneath the Skull: Agency, Trauma and Persisting Stereotypes in Neuroepigenetics.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15, 667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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