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讀Paula Bennett 1993年的文章 “Critical Clitoridectomy: Female Sexual Imagery and Feminist Psychoanalytic Theory”，中文直譯為〈批判性的陰蒂切除：女性性意象與女性主義精神分析理論〉。有趣的是，研究起點來自作者出乎意料的發現。早在1976年，作者曾嘗試論證Dickinson的詩隱含「陰蒂意象」（clitoral imagery），並引用看似指涉口交的語句。然而，該研究對當時而言顯得過於怪誕、發表迴響不大，作者便沒有繼續發展。十年之後，女同志研究成為正當的學術研究領域，而其對女性性（female sexuality）的探索，也被視為與女性整體密切相關。這樣的背景下也促使作者帶著與過去截然不同的觀點，重新檢視這份被束之高閣的文學研究，而對詩中女性性意象的探討，最終所指向的是對女性身體、性、陰蒂的肯認與命名。作者以Spivak為盟友，主張女性主義理論有必要肯認與女性的性息息相關的身體：陰蒂，藉由指出陰蒂存在、能自足地帶來性愉悅、小卻具有力量，來擺脫自佛洛伊德和拉岡以來的陽具中心主義，將陰蒂視為小、不重要、非陽具，或是因為陰蒂能夠帶來愉悅而被加以道德式的批判：其「過多的」男性氣質是不道德的。
作者分析Dickinson其中一首詩，質問為何詩中的說話者聲稱玫瑰偏好的是「她的花苞的時刻」（the hour—or “session”—of her bud），由非那屬於永久「居民」（denizens）的甜美「危機」？作者認為Dickinson有意暗示比起所謂圓滿完成的婚姻性交與陰道插入，透過陰蒂自慰所獲得的性快感更具意義。又如在Sigourney的 “No Concealment” （1848）裡，種子綻放後卻轉為道德批判式的描述，這個綻放最後是「惡」或「善」？在Spofford的“Snow Drop”（1882）中，純白、嬌小、柔嫩的花卻有刺破土壤的矛和足以驅動群星的生命能量。又或在Lowell 的 “The Weather-Cock Points South”（1919）中那句「花苞多於花萼」，被作者解讀為女體不是作為一個等待被進入的空間，而是一種等待被揭示與被愛慕的臨在（註1，p. 244）。最後在Gould “The Crocus Soliloquy”（1833）裡，Gould將他的花至於孤寂之中，又描述到如何從花形轉換為輻射狀，作者推測其潛在主題可能是自慰。
儘管這些作品類似地，皆透過「花語」浮現女性的性慾描述，但其核心不盡相同，Dickinson與Gould暗示自慰，Spofford與Sigourney採用異性戀框架，Lowell則描述女性之間的愛。然而相同的是，對他們而言，花苞都是生命的源頭與中心。也是因此作者認為，花苞甚至明確抗拒男性的陽具——具有自身的生命與意義。
既然如此，作者代替好奇的讀者反問，普及於十九世紀的「花語」，其女性性意象為什麼在女性主義理論中幾乎沒有留下半點遺緒，促使更多討論和發展？為什麼陰蒂在女性主義裡長期緘默？作者認為主要有兩個關鍵影響，一是文學領域中的批判，二是精神分析的遺毒。在現代主義初期（1910–20），借用花語的寫作（尤其是女性的）遭到男性中心主義批評者的全面貶抑，被指責為過度女性化與感傷（註1，p. 241）。至於精神分析，我們很快可以想到佛洛伊德，作者以其梅杜莎的解讀為例：
佛洛伊德將被斬首的頭顱與「母親的可怖生殖器」相聯。佛洛伊德假定，當年輕男孩看到這些生殖器，他將石化。也就是說，他因目睹母親的「閹割」狀態而心理上被閹割。［…］為了「避免」這種邪惡，男孩則展示自身生殖器。表示：我不怕你。我挑戰你。我有陰莖。（註1，p. 249）
頭顱令人恐懼，是因為身為女性卻擁有如此多的陰莖（性慾、過剩的女性的性），而非缺失陰莖。而既然佛洛伊德身處當時不可能不曉得普遍的「花語」密碼和稱頌，那麼很可能的是，在《夢的解析》裡從未出現的「陰蒂」（陽具象徵佔三十七頁、陰道與子宮象徵合計僅十頁），事實上才是被佛洛伊德閹割了，因為其「陰道高潮理論」（讓女性成為與男性配對的空間）的前提，是消除女性的「陰蒂性慾」。
承襲佛洛伊德的陽具中心主義，拉岡推進一步將之寫入語言深層結構。女性性慾只能透過陽具中心下的「互補」——一個等待被進入才圓滿的空間——來理解。也是因為在理論上的扎根，導致女性主義精神分析理論家，無論女同性戀或異性戀，理論上已將太多領土讓給佛洛伊德與拉岡，以致幾乎無立足之地。如拉岡所定義，理論上女性性慾無法被描述為：（1）非陽具中心，且（2）不預設陰蒂被壓抑或消除（註1，p. 251）。這導致的尷尬處境像是，Roof在1989年對女同性戀性慾的討論主張：如果去命名這個「他者非陽具」（other-than-phallus），就會使女同性戀「成為所有互補部分整合於整體的對稱功能的一部分，重新被折疊進我們用以表徵和理解性別差異與性慾的二元對立體系中」（114）。作者反之揭露了，這樣的表達意味著仍以陽具的語言來理解女體，以致於「不去命名」實際上是拒絕說話，反倒再次把女體命名讓位給陽具中心主義，且再次確認了他原本試圖拆解的、陽具的主導地位（註1，p. 254）。
在這個犀利的批評之後我們可能會想進一步問，那麼又該怎麼論述才能擺脫？顯然，作者從文學的脈絡裡抓出了一條可能、但非絕對的路徑，透過「小卻具有力量」、「小但自足完滿的愉悅」、「小但無可限量的價值」這些隱喻和意象，我們有機會以女性的視角來改寫「陰蒂」的意涵，使其獨立於陽具存在，不再是附屬或等待陽具的身體。
作者重申並反覆強調的是，如果我們一直處在佛洛伊德與拉岡為我們設定的閱讀標準或世界觀，那麼表徵差異的替代方式就幾乎不可能被看見（Grosz 1990, 124）。而可行的起點，便是建構一種將陰蒂置於核心的女性性觀。若沒有陰蒂，理論家無法找到定位女性性自主感的身體場域（註1，p. 256）。最終可能如Spivak所言，女性的性慾容易被吸納進家庭與國家的社會組織中，形構一種「子宮式社會組織」（uterine social organization）（183）。而有了陰蒂，理論家便能建構女性性，使女性成為自身性主體，掌握自己的性、社會、創造及政治權力（註1，pp. 256-7）。
註
- Bennett, Paula. “Critical Clitoridectomy: Female Sexual Imagery and Feminist Psychoanalytic Theory.” Signs, vol. 18, no. 2, 1993, pp. 235–59.
【延伸閱讀】
Body Politics in Development（三）受暴的身體：打破性暴力沉默的兩條歷史性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