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倫理學到底是什麼（十一）：行為倫理學與行為者倫理學

到底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我認為應該是先有蛋，這胚胎孵化成為第一隻雞。這蛋的父母不是定義的那種雞，是很像雞的一種生物，而那蛋與其孵出的雞，才是第一隻雞。

因為牽涉到定義問題，這當然還有得吵，但這就留給對科學有興趣的人來思考。而在這篇中，我們會看到一個類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倫理學論爭，就是「先有好人，還是先有好事？」

就比較客觀的「物理」角度，應該是某人做了第一件好事，而接著有人做了很多好事之後，被認定是好人，所以應該是先有好事，再有好人。但德行論者認為擁有良好的人格，才能「經常」產出正確的行為，光有行為本身無法準確判斷是非對錯。因此在倫理學上是先有好人，才有好事。

哪邊是對的？

最早期的倫理學思想家沒有意識到這是個需要討論的問題，而啟蒙運動出來後，啟蒙派的思想家（行為倫理學者）認為應該把焦點放在「事」，不該因「人」而有判斷上的差異；但之後的「行為者倫理學」（德行論）不滿於倫理學都在討論「事」，卻忘了「人」，主張要先形塑良善的人格，才有辦法做出真正的好事。

但如果沒做好事，怎會知道某人是好人呢？

我們前面許多對於規範倫理學的討論，都可以統一在「到底什麼是好事？」這樣的問題之下。這些規範倫理學者想跳脫行為當事人的個人條件，以獨立、客觀的方法來確認什麼是好事。這種被稱為行為倫理學的操作方式，主要是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

啟蒙運動的推動者認為應建構一套類似其他科學的客觀倫理學方法，以獨立於各種思想背景之外的科學判斷模式來確認行為的對錯。

在他們眼中，人的行為就像其他的自然現象，是可以離開主客體特質來評估的。像鴨子（客體）這生物的各種現象，由哪個科學家（主體）來觀察，應該都能得到類似的結論。相對來說，如果真獲得了關於鴨子的科學結論，那麼就可能推廣到最多的鴨子身上。

道德判斷也應該跳脫出主客體本身特質的差異，由誰來下道德判斷，都可以得出類似的倫理結論，而這結論也可推廣到最多的行為當事人身上。

而在啟蒙運動之前呢？似乎沒有人專門探討行為本身，「事」和「人」是連在一起看的，甚至沒人想到「要」或「應該」分開來看道德現象。我認普通人的直覺反應也是如此，當我們需要判斷某個道德情境的是非善惡時，總是看人又看事。把這兩者區分來看，需要刻意為之。

因此常言的「對事不對人」，其實是很晚近才成形，並被認為是「好」的道德判斷方法。受到啟蒙影響、接受自然科學教育的人，透過教育體系鼓吹這種理念，因此即便是在台灣，多數人雖然判斷上仍會夾雜人與事，但也會提醒自己應更加考量「事」，或是給「事」比較高的加權，或是假裝自己只看「事」。

不過，至少在倫理學的部分，啟蒙運動經過幾百年的努力，並沒得到確切有效的成果，至少沒導出真的「科學公式」，這讓我們在判斷道德對錯上，仍沒辦法只針對「事」，就能提出比針對「人」要來得更有說服力的判斷結論。

因為行為倫理學生不出個鳥，這也讓「針對人派」（行為者倫理學）有了反擊的機會。他們大膽的提出完全相反的主張，認為「事」只是種破碎的資訊片斷，只有將事件（行為）連繫回「人」的身上，才能建構出道德判斷之確切標的。

「事」無法獨立存在，真正存在的是「人」，你的道德判斷當然應該針對真正存在的東西。或許行為倫理學正是因為一直針對「虛」的目標來下判斷，才讓他們的公式怎麼修改都很「虛」。

德行論（行為者倫理學）在20世紀中跳出來，其起心動念就是反對這種「虛」，但他們認為自己的主張並不是種最新的發明，而是種「復古」。不過，他們強調的「對人不對事」，卻與其追尊的遠祖思想家不盡相同。像孔子或亞里斯多德，本身都沒有、也不可能去區分對人或對事的方法差異，他們就是如普通人一樣混著談這兩者。

可是德行論（行為者倫理學）不但認為這些先哲是「自己人」，還運用他們的論述來解決自己的燃眉之急。什麼事很急呢？

德行論否定了啟蒙派的道德判斷架構，因此必須另外自建一套，但這一套該怎麼建，才不會又落回啟蒙派的老路呢？他們過濾古早哲人（主要是亞里斯多德）的論述，從中整理出一套行為者倫理學式的判斷模式，這模式看重人的社會性，認為掌握了社會或文化的價值脈絡，就能建構一套可靠的行為價值系統。

正如我們之前提過的，這套系統是由大量的手段與目的構成，初階目的可以是次階的手段，而次階目的可以是再次階的手段，如此級級上升到「最終目的」，其名稱通常是「幸福」，但幸福的具體內容則存在明顯的個人差異。

與行為倫理學的最大不同，在於德行論認為這些目的彼此之間存在某種特別的結構關係，因此道德判斷必須在掌握整個結構之後再來進行，一件「事」的是非對錯，要看這「事」與其他「事」的關係，才能下判斷。

而要評價一個「人」，也就等於是評價他的這種手段目的系統。他是如何安排由低到高的價值金字塔（手段目的架構）？就算他有個看來不錯的價值金字塔，他又是否能知行合一的照著做？他的錯誤率有多高？他是否能有效修正錯誤？

道德的判斷就成了對人的評價，這種評價涉及了諸多向度，甚至不只針對道德價值，連美學方面的價值也可能被納入考量，因為健全的人生當然會包括美學的價值（目的），而這種價值如何和道德價值取得平衡或和諧的關係，會是判斷的關鍵。

許多行為倫理學（啟蒙派）的支持者會主動區分美學判斷與道德判斷，並將前者排除在道德評價之外，完全針對道德事件本身來進行評價。德行論者會批評這種看法嚴重偏離真實的生活情境，其結論也是沒有參考價值的。

但也不是所有行為倫理學都會跳過美學價值，至少效益主義者不會。我個人認為，德行論在這邊採取了某種類似效益主義，但沒這麼強調可量化與利他的立場，並藉此更貼近現實人生。但也因為其格局更貼近現實，反而使得這種主張更脫離「實用性」的要求。為什麼呢？

在進行道德判斷時，我們需要一套道德判斷標準，不論這套道德標準是簡單或複雜，它都應該要能用來分析現實的道德狀況，並讓旁人掌握這種分析結果。像是眼前這人是不是好人，以及為什麼他是或不是。

啟蒙派所提出的各種行為判斷標準雖是是千瘡百孔，但至少他們提出的判斷標準相對明確，你可以透過這些判斷標準，知道「這件事」對康德或效益主義者來說是對的或錯的。雖然這種結論可能因為判斷標準本身的缺陷而出包，但就像一條有問題的工業生產流水線，你有原料進去，總會有些東西出來，或是你可以看到他當機燒起來。

但德行論連這樣的效果都達不到：他們可能連流水線都沒有，指著原料就說那是產品。或是勉強展示個簡單的流水線，告訴你他們會努力保留一切，所以原料放進去，出來的是和原料有97.8%像的東西。

他們通常還是會給出某種複合的判斷標準，不過這個標準所過濾得出的結論卻相當模糊，甚至根本就無法產出具體結論。他們一再強調應該觀察某人的生命脈絡來下判斷，但到底應該怎麼做？我們有辦法掌握他人的人生全貌嗎？

有些德行論者因此決定倒退回對「事」的討論，他們認為還是可以從眼前的個別事件向外延伸，旁徵博引之後，再對行為當事人做出（有某種客觀效力的）道德評價。但你要用什麼樣的道德標準來判斷事件呢？還是用啟蒙派的遺產嗎？

有些德行論者主張用「德行」這概念來評價事件，但因為「德行」是種行為習慣，所以你需要蒐集到大量的事件（當事人的類似行為）。但我們往往只能看到眼前的單一事件，所以德行論者就只能先持保守立場、存而不論嗎？如果有幸取得足夠多的「樣本」，那又要多少樣本才算數呢？

有些德行論者對德行的定義是「氣質傾向」，只要看到當事人的一次行動，就能推定當事人是否有相對應的德行（氣質）。但這種說法顯然相當「神秘主義」，因為「氣質」到底是什麼？這是否會更像是美學評價，而非倫理學的？如果是訴諸「直覺」而非「思辨」判斷，那這種判斷標準，會不會比啟蒙派的還遜？

當德行論者帥氣的強調「對人不對事」優於「對事不對人」時，似乎沒想到這個主張會讓他人更是一頭霧水。

但德行論者通常主張上述困境「仍在他們的控制之下」。回頭接受啟蒙派行為判斷標準的德行論者，不認為自己的退讓動作是自打臉。因為那些啟蒙派也是某種文化或社群智慧，其理論當然可以透過對話、溝通來融合進德行論的體系。

另一批德行論者則是大氣的擁抱「直覺」，他們認為晚近的許多啟蒙派（如黑爾的雙層效益主義或洛斯的義務論）也都接受了「直覺」，直覺並不是情緒，更像是種簡便道德判斷標準或原則，雖然他們也說不出這種主張具體的依據是什麼，但只要判斷者自身是個好人，那其道德直覺就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等出問題，再說吧！

這類態度認真說來是有點擺爛，而且其困境和啟蒙派可說是越來越像。不過德行論認為自身理論也因此「具有彈性」，所以這種批判的確有道理，卻無法摧毀德行論的立論基礎，反而是種促使其不斷前進的重要動力。

啟蒙運動很在意的道德標準客觀性與一致性問題，德行論卻認為這根本不是個問題。我們很難脫離所屬社群的影響，像是只能以自己擅長的語言（與其中附帶的價值觀）來進行思考；這種「很難」促成了我們道德判斷的客觀性或一致性（和所屬社群基本一致），雖然是僅止於相對的客觀性與一致性。

這種「客觀一致標準」是種理性（合理性），但依然可能有問題，甚至經過「理性」思考後，發現其存在重大的矛盾。像是華人傳統的孝順，雖然有族群內部的客觀性，但卻經不起「理性」的考驗。

但就如前述的格局，德行論者認為這是另一種社群的「理性」（合理性）所帶來的對話式挑戰，「孝順」的確可能被歐美的道德標準打爆，但這是種良性的互動溝通過程，可以促成更成熟的新價值標準。

因此德行論者不得不接受道德演化論的態度，或說正是他們催化這種態度成為描述倫理學的主流。人類擁有的道德概念與原則都是不斷發展的，唯一能確定的倫理學事實，很可能就是道德的現實面貌會透過對話、互動與競爭而持續變化。

講到這，倫理學似乎出現了某種「無敵」的狀態：這個體系不會有真正的錯誤或失敗，因為就算有錯，那也是「成長」的過程。

這似乎太過樂觀，「感覺上」就不太對勁。

那應該如何破解這種不對勁？也許我們該離開陷入鬼打牆的方法論，轉進另一種概念的對立：在「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劃分中，或許能找到一些足以讓我們繼續前進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