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得不到好的訓練,加上世代落差,很多文化接不上,彼此之間會更加仇視,前輩覺得新人不受教,新人認為長官只會擺老,這現象在前幾段說的有斷層的產業是更加嚴重。這種對立會加深技術傳承的困難,造成產業內的各種文化摩擦,徒增更多的成本,進一步讓老闆們覺得「缺工」。
上週說新人倒楣,也不能說真的倒楣,筆者觀察到的,更多是從學生時代養起的習慣。
講白一點,上一代的玩手機遊戲,跟學生玩手遊一樣嗎?人家薪水5萬,買一台iphone跟薪水2.5萬的負擔相同?
筆者想要闡述的第三個概念,是所謂的「基本需求」已經不同了。若你有在一些傳產跟組長吃消夜,聽聽他們的故事,扣掉一些習慣不好的,不少人入行時薪資也不高,物質需求也不多,下班大家喝點小酒,回家看個電視,一天就過去。
然後這些人看著現在的新人,手機不離身,休息就要打開玩遊戲,還有人薪水領到就課金,真是不能同日而語。不過筆者也有吐槽過他們:「你們現在也是手機不離身,以前老闆還體恤你們,裝個電腦在辦公室給你們掛機(10多年前的事情)。」人家也是笑笑,說這時代就這樣。
不過,組長他們在經濟好的年代,薪資每年都調整,獎金也不少。跟這10多年入行時的新人相比,收入上升速度並不一樣,當然不是同一個量級。但基本需求卻沒有改變,所以問題就越來越大。
這不是單純的收入,連帶影響到的非常廣,牽連很多的面向。
城市生活開銷上升,降低勞工流動意願
首先,北部的租屋成本上升非常快,年輕人從事相同的中低階工作,卻無法負擔生活開銷的越來越多。更多的情況是同事一起租房,或是男女朋友同居一起付房租,當然這有另一個方面的問題,就先不論。
這造成中低階在地化的傾向越來越強,若不是住在家裡省房租,遠赴其他縣市租屋工作,薪資不夠高真的不行。其次,除了房租以外,生活開銷也是上升,不只是吃喝等基本,比如現在哪個工人沒有智慧型手機?
存不了錢,對未來沒希望,政治就越加極端化,想要找立即可以改善現狀的政治人物,這當然是每次都失望。
另一個,學歷越高婚齡越晚是確定的,藍領勞工應該就不會吧?
不,還是延後,不見得是沒錢的問題,對於中低階勞工來說,目前的價值觀還沒有全面自由派,多數會接受夫妻兩人一起打拚的概念,可以結婚就結,沒有多少問題。問題有一部分是出在,當大家都住家裡,交往期間就算了,婚後住在哪?
如果無法妥協住家裡,要出去租屋的負擔可能更大。自己獨立出去生活的時間延後,責任心的養成就越慢。
家庭與個人期望過高,缺少職涯停損規劃
不要拿我們都讀到大學以上的想法去思考,白領階級在台灣是戀愛結婚,藍領當然也是。但認知到婚姻是一種責任,不是想結就結,結婚生子後就要擔負家庭責任的比例上來說,藍領的責任認知遠超過同年紀的高學歷同學。說白一點,對藍領階級來說,就算是這個年代,也可以從他們的對象選擇發現,能不能擔責任這件事情相當重要。
這沒有父權遺毒喔,現在的男女對責任的要求都是雙向的,除非要去嫁娶大一輪的。
基本開銷的另一個問題,其實是每一個家庭,父母都知道這個年代是資訊化、全球化的年代,讓小孩完全不接觸3C產品,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這邊又衍伸出兩個方面的大大大問題。
第一個大問題,是父母也知道子女不能脫節,所以對於子女的教育要求也提高,希望他們畢業後儘量找白領工作的期望也高,這不僅增加了藍領階級父母的負擔,同時間也是在增加子女的負擔。
但很殘酷的是,能力就如同前幾篇講的,假如小孩真的就不是那塊料呢?有些勞工家長會認命,乾脆帶小孩去一起上工實習,這也就罷了。多數情況是父母自己當年成績不及格,發現小孩居然有70分,就有過高的期待,加上高教擴張後70分要讀大學也沒問題。
多數家庭的資本,不足以一再冒險撞牆
所以,這些人畢業後,父母不希望他們去做工,自己也覺得大學生不該做工,就算說看開了去做工,多半也是從3D傳產工廠,跑去當LED生產線作業員。換言之,以外勞為主的那些工作,還是沒有本勞會去,就算要去也會遇到前幾篇的問題。
簡單說就是,父母親在子女上的投資,很有可能長期來看是負的。
這不如打一開始就選擇去原本程度可以做的工作。只是這種收入的考量,遠不能消除文化跟社會資本累積的期待。
另一個大問題,越年輕的學生,接觸到越加全球化的資訊,說是好逸惡勞太難聽,很容易順著自己的想法去做是事實。如果父母親的資本很足,那麼怎麼發展或是賠錢學經驗都是可以,不過大多數家庭都不具有這些資本,所以發生什麼事?
因為父母也不希望,學生自己也不想去從事辛苦的工作,加上手機打開,太多資訊都是有輕鬆賺錢的方法(只不過沒一個告訴你成功率多低),這讓傳統上需要蹲點、累積經驗的工作,更加不受重視。
這最終的現象就是前幾篇不停在講的,能力跟學歷其實不匹配,導致文憑貶值,另一個就是當自我評估過高,又不肯接受建議後,出去撞牆的機會便多,憎恨這個世界的比例又上升。
要怎樣做一個承接這些人的攔截網,怎樣避免整個家庭都掉下去,政府能做的比想像中要少。
區域、產業發展不均,低階勞工進退失據
總之,這變成一個惡性循環,期待越高失望也越大,失望導致政治的激進化,但產業結構又不可能因此改變,適應現狀最快的方式是降低求職的希望,但就做不到。
這些都還不提環保跟公衛意識提升,造成產業發展的成本拉高影響,以及大眾運輸越方便,城鄉差距就越大的問題。
大多數低階技術的工作,會去求職的人多在家裡附近去找,沒有特別的人脈網絡,跨縣市流動的風險不低。畢竟這不是「火車漸漸在起走,再會我的故鄉和親戚」那個年代,大家都知道機會在台北。
經歷經濟起飛,台灣都市高速發展的年代,現在的困境是產業分布不均,區域發展失衡。
除非我們認為,低階人力放給他死無所謂,要把稅金用在怎樣提升有競爭力的高階服務業跟科技業。
這是否代表另一種歧視,只是我們不願意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