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上是如此，但無法應用在這個情況？：讀《現象學作為一種實踐哲學》

這本書主要想探討的是：我們怎麼把艱深難懂的現象學，當作一種「技藝」來實踐它，讓現象學可以展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也就是說，在本書長達三十三字的標題（包含主副標）中，沒有出現的這兩個字，「技藝」，反而才是這本書主要的研究對象。

簡單來說，技藝是一種介於「特殊案例」與「普遍原理」之間的東西。最具有代表性的技藝，其中之一就是「醫學」。在醫學治療我們的過程中，醫生必須懂得很多關於人體、生物、化學的理論，而這些理論中的現象，會符合「只要條件符合，理應會有相同的變化」的科學原理。但另一方面，醫生如果要把眼前的病人治好，就不能夠只顧及普遍的科學原理；他還必須要思考每個病人之間的個體差異，因為他不能為了治療一種疾病，反而讓眼前病人的身體，承受不住治療的副作用。所以，要兼顧「普遍原理」和「特殊案例」，才有可能有好的醫療。

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的想到：因為醫生要面對的，是在現實世界中的身體；但是，一個身體（人）會和許多外在的事物打交道，並且需要很多外在與內在的條件支撐，才有可能活下去。而且，人體和世界又總是千變萬化、偶然的，充滿著突發事件。所以，醫學在我們的生活中，必定總是結合了「科學」、（施行某個治療方式的）「時機」、「機運」（即使做到了這個時代的醫療技術盡可能的完美，但病人也未必會痊癒）三個方面，才會對現實中的人發揮影響。

而我們也可以說，根據這本書的研究：基本上，我們前面所說的「科學」、「時機」、與「機運」三者的結合，就是亞里斯多德和胡塞爾說的「技藝」。

那麼，我們可以再想想看：在我們的生活中，還有什麼事情，也符合上面所說的「技藝」呢？汪文聖在這本書中，主要探討三種：也就是本書標題中所寫的「倫理」、「政治」、與「宗教」。

除了政治立場之外，我們會有什麼樣的「政治態度」，像是積極的介入政治，願意與相同立場的人、不同黨派的人溝通；或者消極的不問世事，只守護自己和自己親近的人的權益。像這樣「政治態度」的不同，也常常與個人的特殊性格、不同的人生經歷有關。

在《現象學作為一種實踐哲學》的研究中，胡塞爾和漢娜．鄂蘭，就有很不一樣的政治態度：鄂蘭比較積極介入；胡塞爾則比較消極，把自己關在學術的世界裡，研究「作為嚴格科學的現象學」。現代的學者，大多是比較支持鄂蘭的態度與想法。不過我想：如果考慮到胡塞爾的人生經歷，那麼，他對政治保持相對消極的態度，是值得我們去同情的了解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鋪天蓋地的戰火中，胡塞爾也曾經猶疑過：是不是要跟著身旁的人搖旗吶喊，毫無保留的支持自己的國家？但最終：他的一個兒子戰死沙場，一個兒子頭部中彈，還好倖存下來。並且，在我們後來的人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只不過是一場沒有「理想」、「正義」的戰爭，交戰的雙方並沒有哪一方是比較對的，僅僅是在爭奪領土而已。

在這樣的人生經歷之後，胡塞爾提出了「社群」在「政治」之上的論點，意思是：人，必定總是活在某些人際關係中，親情、友情、愛情、鄰人、商業關係等等；但是，政治卻不總是必要的，政治只是外加在這些關係的「附帶的現象」。

我想，也許我們可以在吸收鄂蘭對「政治」現象的分析的同時，也重新思考胡塞爾這種「單子論」式的、認為個人與人際關係優先於政治的觀點；其實，這種看似消極的、個人主義式的論點，或許還藏有很強大的政治批判的潛力。能夠給我們一個最熟悉的立足點，去評斷政府權力的運用是否適當、或是不適當的侵入了私人領域，與他們的施政結果是好是壞。

我們的人生，總是面對著各種「機運」：偶然的、很有可能發生的、機率很低的事件等等。但是，我們還是想要掌控自己的生命；即使在我們無法掌控的情況下，那麼，也至少想要更了解，在我們視野中的這個世界。所以人類發明了「科學」或「學科」（science）。可是，科學只告訴我們普遍的原理；要把原理有益處的、減少傷害與風險的應用在生活中，並且應用在各種個別的、不同的特殊案例中，我們還必須去面對偶然性與特殊性，思考原理如何和現有的情況相結合。這，便是我們所謂的「技藝」。也就是，汪文聖教授耗費多年，以《現象學作為一種實踐哲學》全書400多頁，所致力探索、解答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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