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某一次,我為林奐均的先生印主烈牧師 (Rev. Joel Linton)在台中一個小型福音佈道會中擔任翻譯,在會前跟那位牧師有短暫的談話,也許是因為林奐均的關係,牧師對於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非常瞭解,也許某程度而言,還更客觀清楚這當中的錯綜複雜。
在談話中,我提到中國 China 的時候,我很順口的說出 Mainland China (中國大陸),聽到這個,印主烈牧師馬上回應: Why did you say Mainland China? China is China, is not your Mainland. (為什麼要說中國大陸?中國就是中國,不是你們(台灣)的大陸。」
之前還很認真參加翻譯研討會時,曾經遇過有中國翻譯學者一起參加的場次,由於年代久遠,我也不太記得當時中國學者與台灣學者討論激辯的內容,大致記得的是兩者都同意譯者背後的意識形態(註)會影響他們對於 source language(原文)的翻譯,例如: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人,就會把 China 翻成「大陸」或「內地」,但強烈認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人的,就會把 China 翻成「中國」。 但有些時候,用詞並不是那麼由絕對、確切的意識形態所主導,語言也是一種文化的展現,這裡講的文化比較屬於實際文化層面,也就是生活部份。字詞的形成是有「故事」的,每個用詞的形成和成功流通,都有它的情境脈絡,這種軟性的文化因素,會比有攻擊性的政治更容易透過語言,影響另一群人的認知與認同。如果這兩群人在各方面的關係地位幾乎平等,彼此沒有敵意,那麼這種語言的交互影響,可以稱之為「交流」,而且可以豐富語言的內涵,但如果這兩群人基本上在許多方面都是屬於攻防狀態,甚至其中一方有併吞企圖,那麼這種語言的交互影響,就可被視為一種「滲透」。 這也是我對於用詞的選擇如此在意的原因,尤其認為掌握語言權力的人(包含作者和譯者)都需要在處理語言時更加審慎,當然語言沒有辦法做到完全的客觀中立,因為語言就是意識形態的展現,但可以也應該謹慎意識到自己的「主觀」部份,讓語言可以更加豐富,卻又不失去語言,甚至背後文化的主體性。 我想,問題就在於,就因為是習慣用語,才更需要謹慎,因為在口裡說出習慣用語的同時,我們的意識,也會漸漸的喪失敏感性,被用語所同化。
註:意識形態就是ideology ,就是 idea (想法)的總稱,也就是說只要是人都有意識形態,所以說人有意識型態其實是承認你是個活人,畢竟唯一沒有意識形態的,只有死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