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流傳於後世,著力於仁德教化的形象鮮明。然而孔子在世,界定德政的影響,並不局限於教化。
孔子周遊列國期間,曾到訪衛國,一行人剛剛進到國境,看見熙熙攘攘的人群,孔子忍不住發出一聲讚嘆:好多人哪!
烽火不斷的春秋時代,人口眾多不啻安定的指標。為夫子駕車的冉有不愧是政治大才,孔子話聲甫落,冉有立即提問:人口足夠之後,政府可以再做什麼?孔子毫不猶豫地說:富裕,讓百姓過上更富足的生活。冉有繼續追問:然後呢?富足之後,政府還有努力的空間嗎?
有,孔子說:教化,對百姓施以人倫教化。
「人者,仁也」,或是「仁者,人也」。不管前置詞是「人」或是「仁」,無仁不成人的原則不變──人總該活得像個人。
這個「人」,可以指物質生命。先滿足飽食暖衣的基本需求,再談其他更高層次的追求,絕非後世以訛傳訛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這個「人」,當然也指向精神生命。
施政的次第因此是先「富」後「教」。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的名言。知恥守禮未必是渾然天成的現成事實,其中當有教化介入之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物質富裕而教化匱乏,人的物欲獸性不知節制,套用孟子的說法,必然「近於禽獸」,與牲畜沒兩樣。
孔子對於政治的訴求,其實與當代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的心理需求層次理論近似,先有底層的「身」,而後上昇到「心」,最後是「靈性」。可惜後世對於儒學的認識始終有限,偏見極深。如果有幸與聞孔子的政治主張,知道孔子先養民後教民的願景始終不變,對孔子當另眼相看。
試看孔子回答國君如何為政。施政的當務之急,當在「使民富且壽」──同義語即天帝教迴向文的「人沕民康福壽遐」。而其下手處,就在「省力役,薄賦斂」──減少課稅,減少動員百姓服勞役,百姓自然富足。「敦禮教,遠罪疾」──著力於禮教,百姓知禮守分,自然遠離刑罰,得以安享天年。
孔子的施政次第始終一致:只要民生的基礎穩定,後續的教化便有可能,而其起點,當然得從領導者做起。「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者若能以德自律,以身作則,自能如萬星之王北極星那般,安居其位而眾星環繞,臣下各盡其力,各竭所能。
面向百姓,「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以政令刑罰威逼百姓的結果,「民免而無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結果只是讓百姓與執法者大玩捉迷藏。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德政到位,仁風化民的結果,「民有恥且格」,道德教化得以落實,百姓的廉恥心全然內化,自能心正行正,不勞動用刑罰,社會自然安和樂利。
先聖先哲定義「德」,基本定義在善護百姓。政治在當時的時空顯然是最有效的捷徑,孔子動輒以德政勸說在上位者,以及日後可能出仕的弟子,本有其苦心孤詣。設若天時地利人和俱缺,出仕無望,孔子也坦然接受,轉身面對尋常人際對應,依然有「德」可以作用的空間。
孔子門下有樊遲,人如其名。憨直的樊遲問夫子,怎樣才能提升自己的德行?孔老夫子答:「先事後得。」遇事先問該或不該,亦即合不合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既是合道合義,那就趕緊做去,不必把得失放在心上。樊遲又問,那如果從消極面來看,一個人又該如何避免無德呢?夫子說是「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把省思的心眼定在己身,盯緊自己的缺點,痛下決心好生修正,別忙著去攻訐別人的過錯,自能日起有功,不斷提昇。
夫子這個觀點有「六祖壇經版」。惠能大師告誡弟子:「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後面緊接著還有一句:「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無功無德不難,只要貢高我慢,眼睛長在頭頂上,誰也看不上眼,偏離修持的正道是理之必然。
真能以「德」不斷檢視自己,修正自己,日久自然有德,而且是把德完全內化,與生命交融無二。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述,正是德行與矩度融合為一的相狀。不經心講出來的一句話,卻可能是力道萬鈞的至理名言。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真正警醒人心的言語未必出自靈活的嘴皮,而是積累多年的修為。看似平平常常的言語,卻有驚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