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會不會成為一項令人難以承受的負擔？《逃避自由》讀書會文本詳述（上）

當我們談到「自由」時，多數人想到的可能是政治上的自由權利。綜觀殖民王朝帝國主義年代後的近現代史，即是一部自由權利的擴展史，我們從封建時代的宗教（不只大家印象中主流的基督、伊斯蘭也包含儒教）與王朝中脫離出來，走向今日自由民主的社會。很自然會覺得自由就是捍衛人們「可以做各種選擇」的權利。然而在這種「進步」的歷史敘事中，我們卻時常遺忘了當人們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之後，未必會有自由選擇的「意願與能力」，這至關重要的問題。

在現代史上納粹的崛起，伴隨著法西斯主義的出現，嚴重挑戰自由主義的「進步史觀」，而這就是心理學思想家弗洛姆（Erich Fromm）的巨作《逃避自由》要處理的問題。循著《逃避自由》的文本脈絡，學習者向前走團隊舉辦了一系列讀書會，共分成五次，主題分別是：

1. 自由的心理學基礎：個體化的歷程

2. 自由在基督新教中的樣貌：宿命論與工作倫理

3. 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機制與生存焦慮

4. 逃避自由與納粹（極權）主義：真實自我的喪失

5. 自由被完整實現的可能：從消極自由到積極自由

本文的目的是以導讀方式，闡述本書的核心議題，並對本系列讀書會談論的內容做一個概括性回顧與總結，同時在此基礎上提出對本書的心得與反思。

西洋傳統上「自由」是一個政治哲學問題，重點在社會秩序和個人自由意志及利益之間的鬥爭與權衡。依據古典自由主義的契約論設想（以洛克觀點為主），人由原始的「自然狀態」中出走，孤立的個人集結成群，產生政治制度與政府。「自由」的意義即是基於人民自願的選擇，來組織政府和政治秩序，並使它保障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如人身、財產安全，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及普遍選舉權等基本權利。

依據以上主張，啟蒙時代的哲學家為自由民主國家的雛形及後來歐洲和美洲的政治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由於當時歐洲基本上還是帝國王朝與宗教主宰的世界，人不只沒有自由，更連作為公民的資格都沒有，只能當神的子民與君王的臣民。因此「現代自由」在歷史中被實踐出來的方式，最初就是以民主革命打到不合理且宰制人的威權。於是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這兩場翻轉世界的革命運動，就此成為奠定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基石。

這確實是人類歷史上十分振奮的事蹟，然而弗洛姆一如同時代許多經歷兩次大戰的思想家一樣，他銳利指出：當人在政治條件上獲得自由後，未必就能真正感到自由，反而可能感到孤立與無助，因而想要逃避、甚至放棄自由。這種逃避根本上是一個集體的社會心理問題，逃避自由的直接後果就是極權主義的崛起，因此弗洛姆認為：自由不只是一個政治哲學議題，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心理學問題。

為了解釋逃避自由的社會心理狀態，弗洛姆以其精神分析心理學家的獨特視角提出「個體化」的人格發展歷程。在《逃避自由》的第二章開頭，他以這兩段話為個體化做了兩方面的定義：

「人類社會的發展始於人類脫離了與自然合一的狀態，逐漸意識到自己是由整體世界和周遭他人分離出來的實體。然而這份自覺在很長一段時間都處在模糊狀態。個人繼續與自然和社會保持著緊密連結；儘管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意識到自己是獨立的實體，但同時也感受到自己從屬於外在世界。」[1]

「我們可以在生命歷程中發現相同的進程。嬰兒的出生代表他與母親不再合而為一，成為與母親完全不同的個體。儘管這樣的分離實際上是個人獨立存在的起點，但幼兒在身體機能上，還得經歷很長一段完全依持母親的時間。」[2]

以上兩種狀態即為文明之個體化，與個人的個體化。弗洛姆把人從原先的母體分離出來，但仍保持對母體的緊密依賴狀態稱為「初始連結」，而個體化代表初始連結的斷裂，使個人無比強烈的意識到自己是獨立個體，必須以獨立之身追求自己的完整性，不再能將自己交由他人或外在力量保護和決定。

弗洛姆十分精闢的以個人成長歷程來比喻文明，將現代文明視為「個體化」的產物。而伴隨著個體化「個人自由」隨即在人類歷史舞台中現身。人們意識到自己是獨立個體，渴望擁有自我決定的權利，因而開始與初始連結拉扯、鬥爭，直到初始連結斷裂，個人獲得完整自由為止。

以上論點基本符合自由主義的進步史觀，然而弗洛姆隨即就提出，個體化是有兩面性的；一方面人們渴望增強自我力量擺脫束縛，但另一方面，自由（即初始連結的徹底斷裂）也必然給個人帶來無止盡難以承受的孤獨感，因為過往農業社會的家庭、親族、農村和宗教的關係網絡都被消除了，隨著現代化的來臨（尤其在都會中）人在社會生活中，變成一個純粹的勞動力與消費力，不再擁有會伴隨自己一生的社群連結。

這種「我只是我，不是任何其他人，我在這世上永遠只能是孤身一人，直到死亡到來」的覺悟，是現代人的宿命，它令人難以承受因而想要逃避。所以當人們費盡千辛萬苦，幾代人拋頭顱灑熱血爭來了自由，如今許多人卻對自由感到空虛、無力，渴望回到初始連結中的安穩，因此選擇糟蹋前人爭得的自由，去投靠新的威權，讓自己消融於權威的集體力量中，不再感到孤獨。弗洛姆認為這正是納粹及同時代極權主義能崛起的社會心理條件。

何以個人自由竟發展至此？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弗洛姆展開了一連串對西洋近現代史與社會發展的分析，並提出了個體化可能帶來的正面與負面影響；負面的個體化是個體化的失敗，也就是人最終選擇逃避自由、投靠新威權。正面的個體化則是個體化的完成，使人學會以獨立之身實現自己的完整性，並自主的與他人建立友愛且正向的社會連結。

弗洛姆將這種正面的自由狀態描述為「積極自由」（此處的「積極自由」不同於以撒柏林政治哲學中的積極自由，佛洛姆更強調個人內在動機的面向。）它相對於擁有自由權利，但卻沒有自我實現和社會參與的積極動機的「消極自由」。在「積極自由」中，人將以愛和創造性的工作，成己利人。

為了更清楚梳理本書的論證邏輯，以下我將顛倒書中順序；先來討論逃避自由的幾種模式，再進入佛洛姆對歐美近現代史、社會發展和極權主義的分析，最後討論弗洛姆思想中最重要的幾個概念：「積極自由」、「真實自我」與「愛」。

前面已經指出，逃避自由乃根植於個人無法面對獲得自由後的孤獨處境，因此渴望放棄自由，回到初始連結中。但因為初始連結一旦斷裂就不可挽回，就像人類文明無法退回到古代一樣，所以回歸初始連結的渴望，只會使人尋找比初始連結更糟糕的「次等連結」來為孤獨充飢，且這種次等連結往往都是具有強迫性和傷害性的。以下將分別討論書中提出的三種逃避自由的心理機制。

首先是本書最重要的類型：「權威性格」。權威性格的特性是個人因為無法面對消極自由的孤獨，希望放棄自身的獨立自主，讓自己與他者強迫性結合。這種逃避模式分成「受虐」與「施虐」兩種。受虐傾向者希望透過放棄自己的個體性，消融在一個強大的「集體力量」中，不再感到孤立。而施虐傾向者則渴望把比自己弱勢的人，變成受自己主宰的一部分，成為自身意志的延伸。

這兩者看似矛盾，但根本上其實只是同一種心態的兩端，他們都想藉由消除自己的獨立性不再感到孤獨，只是其中一方選擇把別人當成自己的一部分，而另一方則選擇讓自己成為他者的一部分。因此弗洛姆認為受虐和施虐人格根本上是一種「共生性關係」。這種共生關係，可能發生在私人的情感關係、家庭關係中，也可能發生在公共的政治場域裡。而在政治領域裡此心態正是促成極權主義興起的內在條件。

雖然弗洛姆並未在書中明確區分「威權性格」在私人關係和公共領域中的差別，但我個人認為至少在受虐傾向這一邊，政治關係與私人關係有一點十分不同；在政治上的受虐傾向者通常很難不同時摻雜施虐心態，因為對暴力統治的絕對臣服，不可能只是「自己」的事，如果個人心甘情願接受，他同時也會認為其他人必須如此，否則他就不會完全臣服於暴力統治之下。

但在私人關係中，人可能陷於理性上保有對人性尊嚴的道德認識，但在情感中卻無法脫離受虐與施虐共生關係的慘況。這種狀態雖然對個人而言是十分有害的，但至少他並未徹底將這樣的關係給正當化和正常化，然而若這種施虐／受虐關係在公共領域被「正當化」，它必然使「所有人」的人性尊嚴遭受摧毀，這同時是理性上與集體性上雙重意義的道德淪喪。

相較第一種和最後一種逃避自由的機制，毀滅傾向對本書的論證重要性較低，不過仍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毀滅傾向是因為沒辦法面對自身的孤獨跟無價值感，且根本上對尋找意義和連結抱持極端絕望態度，完全失去了自身和社會的連帶關係，因此個人對這種虛無處境的最後反抗，就是以純粹的毀滅使他人和自己一起消逝於鮮血中。我們在新聞上看到的隨機殺人事件，就與這種心理機制高度相關。

相較前兩種，機械化的順從相對沒有直接展現出其暴力性與破壞性，但它帶來的心理影響可能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最普遍的。這種逃避自由的心理傾向，最大的特徵是把個人因為順從社會要求而扮演出的「角色」，當成「真實的自我」。

弗洛姆在第五章後段舉了許多例子，例如有一位對課業十分認真的醫學系學生，他想成為醫生，但在課業上卻總是力不從心、異常疲倦，經過精神分析他才發現自己認為想要的這個想法根本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他父親對他的期待，他為了回應這種期待不自覺把父親的想法當成自己的，所以他的學業表現差，其實只是因為他潛意識裡根本就從未想成為醫生。[4]類似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不管是在親子關係、伴侶關係、職場關係、社會或政治的公共關係中，只要人把社會要求誤以為是個人的真實意願，這種情況就會發生。

這種自我認同被社會認同取代的現象，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極為顯著（下文會詳細分析），它放在社會學的脈絡下，就與馬克思的異化概念（Alienation／Estrangement）有很大關聯（弗洛姆本身也受馬克思傾向人文主義的部分思想影響，在其相關著作中多次提到馬克思的觀點）。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由於一切事物都會被商品化，而精細的市場分工，跟疏離且繁雜的勞動環境（尤其對工人而言），使人的工作內容與自身的主體意志完全斷裂，個人僅是機械性地重複他被生產線安排好的動作，人在這種狀態中變得機械化，他純粹只是運轉經濟的零件，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這種異化的經濟生產關係，放在社會文化的脈絡下，也就促成了佛洛姆說的「機械化順從」的人格，這不只可以拿來描述勞動，也可以放在現代人社會生活的各種面向。總而言之，只要是基於市場需要使人的行動與自身主體意識和主體經驗分隔開來，變得機械性地依照被規定好的方式做事、生活，都可以算廣義的「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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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了逃避自由的三種人格類型之後，下篇我們將會進入弗洛姆對歐美近現代歷史、社會經濟和極權主義的分析，並在最後回到他對積極自由、真實自我與愛的主張。

[1] 弗洛姆著，劉宗為譯《逃避自由》，木馬文化，頁47。

[2] 同上註

[3] 弗洛姆著，劉宗為譯《逃避自由》，木馬文化，頁225-228。

[4] 弗洛姆著，劉宗為譯《逃避自由》，木馬文化，頁225-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