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自然中,我們的知覺經驗基於一種主動。一座森林裡,敏銳的獵人看出動物在地上留下的痕跡,處於相同光線之下的我們卻毫無頭緒。在《刺客教條》、《古墓奇兵》這類同時帶有擬真畫質與探索要素的遊戲中,我們會看到這種知覺能力差異的具象體現。我們能透過按下某個特定的按鈕來highlight那些與任務相關的可互動物件。雖然實際的知覺裡,事物通常不會因為與我們的目標相關就變得閃閃發光,但我們的確會根據我們的理解、熟悉、身體技能與當前目的來讓特定的事物顯現為知覺中的焦點。
然而,實際的情況遠比遊戲中的那種「有點玄」的表現還要神秘。當我們進一步思考獵人看見了什麼時,我們會發現他的那些有技能的認知結構不僅僅是讓某些「因為太細微所以我們沒注意到」的事物浮現出來,而是,他所見到的事情對另一些人來說根本不存在。
就像庖丁看到了牛的紋理、馬克思看到了階級的剝削和工人在生產線上的異化。沒有器械維修技藝的我們看到角落堆放著廢鐵,有相應技能的人則看到材料。從出生開始,人就開始以自己生物性的認知結構去形塑自己遭遇的世界,同時反過來讓我們遭遇的世界形塑我們的認知結構,以此為基礎學習與成長。
這種認知主體與世界(對世界的經驗)之間的辯證關係,在皮亞傑的體系中被描繪為「同化」與「順應」。就像William James說的,在信念調整上每個人都是保守主義者。
我們會首先(這並不指時間上的順序,而是意識偏好的優先級)以自己已經擁有的知覺結構(或圖式)去把握經驗世界,將之「同化」進我們已有的理解框架之中。並在遭遇到無法恰當納進舊有體系的經驗時,調整或重構原有結構,來「順應」這樣的新經驗。
James相信,我們會盡可能地在「讓舊信念框架有最小改動」與「讓新信念與舊信念之間有最大連續性」的條件下做出調整。而這個當前的調整結果即是皮亞傑體系中的平衡。
積極推動教改的黃武雄透過皮亞傑提供的概念指出了填鴨式教育的問題。在填鴨式教育中,我們並未主動地去進行同化與順應。他認為那些--在考試教育下成績優異的--菁英學子的認知模型是在過多被動的順應之下組合出來的、無法獨立思考的拼貼圖式。這樣的觀察與對教育的看法是有價值的,但似乎並不符合皮亞傑的說法。
「順應」這樣的適應機制並不等同於「被動接受」,順應意味著我們引進外在世界給出的經驗去調整自己舊有的認知結構。在填鴨式教育之中,學生幾乎不可能將諸多與生活經驗明顯斷裂的知識與自幼由自身經驗累積出來的當前的認知圖式相調和。
尤其是那些取得最好成績、滿足師長目標的學生,他們在學習「考試技術」的工作上顯得更加得心應手,在一定意義下他們的確「理解」了一些東西,但那些理解並不主要作為認知與體驗世界的方式,而是作為回答考題、獲取分數的工具。
事實上,比起「順應」,這些優秀學生更像是在進行一種同化。在他們的意識結構中,已經在長年應對學校教育的經驗下累積出了一種「考試用知識」的框架,他們能夠快速地將那些自身並不完全認同的知識整併到這個框架中,「雙重思想」式地隨時調用。其中一部分的知識的確會溢出到他們的生活思考之中,但更多時候「理論歸理論」,他們能在公民考卷上拿滿分,卻不見得會落實書中談及的尊重。
「同化與順應」通常被用來討論認知中的兩個面向,但其實它也向我們展示了人與其世界間的互動。我們同化地進行認識的時候,世界中的一部分便順應了我們的認知結構,成為一符合我們設想的對象。反之,我們的順應便是世界以同化的方式將我們納入。在這樣的互動之中,我們與世界達成了某種相互教育的「螺旋向上」。在自身認知結構平衡的過程中,我們也達成主體與世界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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