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與一位聰穎博學、談吐信心滿滿、語速如狂風暴雨的男性討論創作主題。博學男直指痛苦的經驗是最好的素材，於是我仔細爬梳過去受傷、憤怒、困惑、無助的負面經歷，提起十八歲剛成為大學新鮮人時，有個執迷者糾纏上我。
那名執迷者是生理男、異性戀、家境優渥、成績好反應快，對我人身攻擊成癮的系上同學。我嘗試過講理、無視、拒絕、回罵卻通通無效，當年《跟蹤騷擾防制法》不存在，也不曉得能否請大學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我只能在宣告「不要用任何方式來接觸我」後，邊去學校上課邊想盡辦法躲藏，但執迷者仍舊違背我的意願，做出堵人、邀約、餽贈、訊息轟炸等不當追求，並數位跟蹤窺伺我的生活，整個過程長達四年。
當博學男得知執迷者沒有實質侵害到我的身體，便為這個他認為不夠勁爆的故事下了結論：「幹嘛在意那種被你拒絕的可憐蟲？你在國會跑政治新聞，身邊隨便抓一把都是狠角色和更好的素材。」霎那間我發現，博學男不理解我所受的精神衝擊、被恐怖和害怕支配的經驗，也不覺得我的感受重要、有什麼值得書寫的。
在博學男眼中，我既沒受到身體損傷，騷擾我的執迷者也沒有犯下刑事重罪，充其量是個求愛不成的魯蛇。不受青睞的魯蛇當然很弱，絕對不算世俗定義的強者、男人中的男人；換句話說，那些成功的人－－尤其是成功的男人，才是該被關注的對象，或者更精確地說，他身為一名有高自尊和自信心的男人，只對成功、有權力、能爬上父權社會頂端的男人感興趣。
即使我不認同博學男的觀點，但也意識到世界上有為數不小的一群人會責難我「竟拿這種陳年小破事出來講」，所以到事發差不多十八年之後，倡議團體遊說立法委員、政黨立法保護人民免於恐懼，讓《跟蹤騷擾防制法》在2022年六月施行。能夠累積出立法的能量，必然是很多很多人和我有雷同的遭遇，讓沒有直接受害過的群體驚覺欠缺法令框限執迷者時，他們的行為會造成各種不可逆、有形無形的傷害，降低總體社會的福祉。
以事後諸葛的角度，我的經驗怎麼會不重要、不值得書寫呢？所以當我翻開艾蜜莉亞．羅伊格（Emilia Roig）的《終結壓迫：從日常生活到特定場域，覺察你我無意識的內化歧視》，瞬間有強烈的既視感。
當他們認定你的感受是偏見、過度個人的，即是內化歧視的警訊
艾蜜莉亞讀博士班時，選擇一個與她切身相關的論文主題：法國和德國勞動力市場對有色人種女性的歧視。當她在各種研討會上發表，總會遇到「題目過於主觀，缺乏學術客觀性」的批判，質疑的聲音主要來自老白男，他們是在德法學術界最有地位的一群菁英。
一位男教授甚至建議艾蜜莉亞把這個主題做小，改成一篇新聞小論文即可，不值得以博士論文的規格處理。「我非常絕望，這樣的拒絕讓我很沒有安全感。甚至考慮在萌芽階段就扼殺我的博士學位。」艾蜜莉亞回憶，這是她第一次有意識地面對客觀規範的暴力，漸漸她意識到「中立並不存在」，不少從白人男性口中説出高度主觀、非科學的意見經常被認為是客觀的智慧，她直接點名哲學家康德、黑格爾和伏爾泰，「即使後來證明他們的某些觀點是錯誤的，他們直到今天仍得到全世界的尊重。 但他們僅值得後人的部分尊重，他們的種族主義思想也應該受到明確批評。」
艾蜜莉亞是誰？為什麼她敢「口出狂言」？她是柏林多元交織正義中心（Center of Intersectional Justice）的創始人，同時有政治學家、作家的多重身分，她的家庭是法國殖民主義的產物，黑人母親來自現代歐盟的最邊陲、法國的海外省、中美洲加勒比海的馬丁尼克島，白人父親是猶太裔，在「只能與女黑人約會」的南美洲法屬圭亞那戀愛結婚，兩人1983年在法國首都巴黎生下艾蜜莉亞。
Emilia Roig，圖片取自她的個人網站：https://www.emiliaroig.com/
艾蜜莉亞長年觀察白人醫師父親和黑人護士母親截然不同的際遇和社會處境，文化衝突與根深蒂固的歧視導致父母離異。中學老師不願推薦歷經家變、成績退步的艾蜜莉亞升學讀文理高中，建議她去學習美髮、當美髮師。十幾歲的她不認為老師的態度有什麼問題，反倒是母親衝去找校長理論。
艾蜜莉亞的母親會堅持翻盤老師為女兒做的生涯規劃，是她兒時也成績優異，卻被法籍老師認定「來自殖民地的女黑人突破不了升學瓶頸」，便無視她想當護士的志願，指定她去做清潔工，導致她繞了許多遠路才成為護士。
我母親的故事並非特例。幾年前，我和其他有色人種女性一起參加了一個研討會，我們就我們的非白人身分與家族移民歷史反思了我們的背景和共同經歷。結果令人震驚的是，在場每個人都有過類似的經歷，都或多或少走過德法兩國教育體系的彎路。雖然最後大家都高中畢業上了大學，但總是有結構性和制度性的障礙需要克服。
幸虧母親的力爭，日後艾蜜莉亞在德、法與美國受高等教育，因聯合國外圍組織工作走訪歐亞非諸國，經歷異性戀婚姻、生育與喪子後酷兒覺醒，獨特的個人經驗讓她具備多重維度，勇敢挑戰「習以為常的中立客觀」。
現況令我們舒適自在時，反省從來不容易
艾蜜莉亞的家族走過殖民地訴求解殖獨立的大時代，她在歐陸的倡議自有脈絡，其中有許多經驗可以與台灣互相呼應，台灣從脫離日本治理、國民政府接收政權、實施人類史上最長的戒嚴令到民主化，省籍衝突、原住民與新移民融合議題不斷考驗著群眾智慧。
這也是為什麼艾蜜莉亞的書會令不少人如坐針氈，她直指在血親家族關係中、國民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職場醫院法庭街道上，乃至於社群媒體娛樂大片中都充斥偏見和權力不對等。她捉大不放小，簡直要逼人尖叫：「我們又做錯什麼？又該反省什麼了？！」
現況令我們舒適自在，沒意識到哪裡有問題，很自然地希望一切別改變，最好所有人都待在原本的秩序和階級中，這樣的慣性很容易滋養並內化歧視，令我們不知不覺貶低非我族類。
這時若以「動機邪惡」為理由，去譴責或制裁沒意識到自己懷抱偏見的人，並不能有效消弭歧視。在歷史上最強調平權的今天，社群上卻更常爆發認知對立的互罵：「一直當道德魔人、政治正確魔人不累嗎？」「那是你過度敏感，別把自己人生的不順遂歸咎於整個系統。」
不斷指出哪裡藏著內化歧視的學者如艾蜜莉亞，看似是很不討喜的存在，而她的批判促使我們思考：制度的不變和心態的不變，真的是讓人類文明進步的最佳解嗎？
反省從來不容易，艾蜜莉亞舉出自己犯過不少錯，其中之一是在討論正義、權力、不平等和特權的演講中，她疾呼：「我們是瞎了嗎？」突然有一位觀眾提醒她，這是對殘疾人士的不友善發言。
我感到非常羞愧，回應時結結巴巴，一半是道歉，一半是辯解，經歷了一系列自我保護機制。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在自己腦海中否認：「胡說，這樣才不是對殘疾人士不友善！」接著是感到罪惡和辯護：「我說這話並無惡意。」然後是羞愧：「真是丟臉，居然是我！我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我應該更了解才對啊！」回家的路上，這些感覺轉變成認識：「沒錯！盲人並不代表無知。我的評論確實對盲人不友善，因為它暗示他們無法真正意識到一件事。」
艾蜜莉亞在書中詳實分析她反省歧視的心理軌跡，「我必須克服自我，接受錯誤是人之常情。觀眾的評論並沒有使我成為一個壞人。但如果我停留在否認、罪惡感和羞愧中，我將因為自己的易碎性，持續滋養這一套對殘疾人士不友善的體制。」
社會的進步永無止境，當越多人願意多想一點、改變言行態度一點點，別膝反射否定不同的聲音，花一些時間與注意力去消化那些異議，或許就能擴張人類集體智慧的維度，從既有的壓迫中獲得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