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n.,就是資源分配;政治 v.,就是排定資源分配機制。
簡單講,傳統左派會多撥一點資源給弱勢,傳統右派會多撥一點資源給運作效率比較高的單位。低稅率是一種資源、法規便利是一種資源、車站設在你家門口也是一種資源。
全台灣目前最熱門的話題恐怕不是春節,而是立法院的預算表決進度。預算當然都全是資源,超高純度資源。
廣義的政府,包含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三大部門,立法院審的預算包含這些;狹義的政府,通常專指最龐大、與民眾生活體感貼近的行政部門,例如會修路燈的公園路燈管理處、打疫苗跟衛教的衛生局,也是人民罵政府的時候的「政府」。
三權分立大家都聽過,但其實每個國家的憲法和實況差距蠻大的。不是每個國家的三權分立都設計得很精良,我們來看中華民國的。
資源豐富、體制龐大,還有整個文官體系協作,最大、最強,是唯一的執行單位。絕大多數的法案跟預算都由行政權提出,也就是說:行政權決定資源分配的藍圖。
台灣是總統制國家,但總統沒有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力,所以行政權沒有直接制衡立法權的手段,通常需要透過法案執行來掣肘。
行政權有一個外掛:行政命令。在合法前提下,無需立法權同意。
行政權還有一張鬼牌:戒嚴。韓國去年剛示範濫用的下場,建議不要翻這張牌。
立法委員的身份是民意代表,應該要符合選區人民的利益,或者政黨認同者的理念,所以才會有選區立委跟政黨的不分區立委。他們最大的權力在決定稅金的使用方式,也就是說:立法權決定資源照不照藍圖分配。
除了行政權之外,立法權當然也能立法,但總案量跟專業化程度往往不如行政權。立法權最常行使的方式是同意權或反對權,以及討論協商。是政黨政治運作的主要場域。
之所以我們能看見各部會首長去國會被質詢,只能答題不能反駁,
不管是人事和預算都受制於人,而且人數少,是政府三大部門裡最小。憲法法庭甚至要等到別人主動提案,他們才能被動受理。
但憲法法庭的決議就是法案的終點,這是司法權最強大的制衡能力:結案。也就是說:司法權在資源分配的機制出錯時,可以糾正。
司法權最大的危機是體制失靈,沒有人尊重法治。
以上是理論上的三權分立。從配圖可以看出:立法權比另外兩權享有更多主動權力。看在行政權資源遠豐沛於立法權,這比例還算正常。
2024 年選舉後,行政權與立法權都換新上任。民進黨失去國會多數,保留執政黨位置;國民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得推舉立法院長,但單獨不過半;民眾黨成為關鍵第三黨,多數時候選擇與國民黨合作。朝小野大。
朝小野大的任期內,政治進展緩慢、朝野對立頻繁,本是常態,不用驚訝。但 2025 年的預算審理,是解嚴以來最大量,而且是遠遠超過往年總量。這現象值得分析。
用最善意的理解,就是反對黨不信任現任政府,不願意分配資源給行政權。這時候應該刻關檢視行政權是否值得信賴:
以目前執政黨民進黨 107 年開始執政即轉虧為盈,完全超過此前執政黨國民黨的財政記錄來看,由國民黨來對民進黨的財政紀律投不信任票,缺乏客觀理據。
最奇妙的是:反對黨其實不知道自己要刪多少預算,也不知道自己刪了多少預算。例如民眾黨的初始目標很普通,只是刪除總體預算的 3%,這對立法機關而言很常見,對列預算的行政單位而言,也能接受。
但事情後來完全不是這樣發展。
「國民黨立院黨團對刪減總預算案有四方向:一為各部會文宣費全數刪除;二為針對數發部、NCC、陸委會業務費刪減為一元;三為其餘部會業務費先行凍結七十%,等執行卅%後才可以申請解凍;四為潛艦預算保留民國一一四年度二億元,其餘十八億元先行凍結,等潛艦海測過後才能動支。」---聯合報
其中引發最大風波的大概是被刪光的公視預算,以及各個被刪到剩一元的部會,像是農業部,還有最近海底電纜一直被中國船隻割斷的數位發展部。
至此,反對黨都沒有一個清晰的預算刪除目標。不只沒有提出一個配合財政規律的預算比例,也沒有說明為何要如此大手筆刪除絕大多數中央部會的基本業務費。
一般中央部會,分政務官與事務官。
首長通常是政務官,隨政權指派,通常換執政者就會跟著換政務官。那是為了讓部會能貫徹執政理念。
副首長及以下,通常是事務官,真正的技術官僚,熟知部會業務,甚至在產官學的合作經驗都很豐富。沒有政務官,部會還能正常運作,但沒有事務官,沒人能保證組織能做出決策。鐵打的文官體系,流水的長官。
如果只是朝野對立,基於對執政黨的不信任,反對黨往部會首長的特別費去刪預算,可以理解。但是反對黨從一開始就計劃大刪各部會的基本業務費。
基本業務費通常是第一線執行者每天會需要用到的水電、約聘人員的薪資、基礎設施的維護和更新費用。這是任何文官體系都會需要的執行費用,與執政黨是誰絲毫無關,只是一個政府服務人民需要支出的成本。
用最善意來理解,文官體系日久總是會臃腫,民代硬生生刪掉費用,可以逼公務人員刪除贅餘。但是基本業務費凍結從 30% 起跳,行政院最後被凍結預算甚至高達 70%,這對任何需要為人民持續提供服務的單位而言,都是完全異常的預算批審。
這樣摧折公務員為國家服務的熱忱,需要非常強大的理由。
就算用超乎人類極限的善意來理解反對黨:既然國民黨是意識形態偏右的政黨,朝小政府的方向去刪減預算,也是個可能的解釋,雖然很難相信是事實,因為實在是刪得太多了。
從目前審完的政府總預算來看,刪除和凍結的總量超過可用預算的三分之一。
退萬步言,反對黨若是非常堅決的小政府派,對使用人民的稅金苛酷異常,也對執政者毫無信任,才會把預算往死裡砍。
但顯然不是每個反對黨立委都對稅金無比珍惜,民眾黨立委就緊急提案增加立法院餐費。雖然不是對行政權表示信任,但也揭示出不是對稅金嚴格負責。所以小政府理念不是解答。
解答可能藏在細節裡。
凍結文化部業務費 30%、凍結外交部業務費 70%、凍結中研院業務費 70%,也凍結行政院業務費 70%,國民黨原本提案所有中央部會都要凍結 70%,後來提案內容外洩,反對聲量大到無法承受,才匆匆改口。但也凍結許多部會三成年度預算,要求另行提案申請才能請國會解凍。
立法委員很忙,光是出席開會都常常做不到。會期間要審的案子也早就排滿,如果每個部會第一季度後都有大量的案件要重新一一解凍,除了徒增立法院工作量,最可怕的是:立委沒時間審預算。
如果執行單位執行不佳被民代挑毛病,還情有可原,但如果是立法院的議程排不下,那就是一毛錢逼死好漢。立法院過往的議程裡沒有消化過這麼大量的新審議程。
立法院徒增自己的工作量不合理,不考慮。
但這樣做能保證阻礙行政體系的運作能力。所有上半年基本業務都需要評鑑、報告,才能換得下半年的預算,會平白無故生出多少工作量?
就算公務人員居然都比私部門的雇員更勤奮,願意無償提供加倍的服務,但很多服務,金流斷、物資斷、人力斷,就是做不到。例如砍掉消防員的設備更新費用,就是逼人穿有破洞的消防服進火場。
妨礙政府運作,對人民一點好處也沒有,但對在野黨可能有:人民對生活的體感明顯變差,也發現政府單位效率低下,就會對執政黨生厭。但拿人民的生活來換自己的利益,正是政治人物最不應該做的事。
接受陰謀論的人,馬上就會想到下一步:民主國家的執政黨容易被人民懲罰,所以只要景氣下行或是有大規模危機,全球都會政權大換血。而民主國家相對不穩定,對共產體制而言,就是攻擊民主體制的最佳時機。
之所以無論怎麼善意推測在野黨的預算審閱方式,都感到惡意,得從上一個會期講起。
預算是純粹的資源,但法律是資源分配的規範,是比預算更純粹的資源。資源分配的優先排序,是最純粹的權力。
權力實際上是什麼呢?舉個生活中的實況:「你知道我爸是誰嗎?」這句話如果有威懾力,「我爸」就是權力的擁有者。你可以想像:立法委員、行政長官,都是合理的「我爸」人選,足以逼警察不要開交通罰單、足以讓學校老師不要懲罰學生。但「我爸」是大法官,就有點,只是值得尊重而已。
立法委員之所以能把其他「我爸」在國會台上罵到不能回嘴,主要是因為他們是民意代表,對行政權主要享受權力,而不是付出責任。
台灣立委常常忘記,行政首長們也是有充分民意基礎的公務員。畢竟台灣是總統制,不是國會制。
民意代表在任期內,享有言論免責權,同時不受逮捕和拘提。這也是許多勢力強大的黑道想盡辦法連任民代的重要誘因。
立法權在普通狀況下就是吃了無敵星星的「我爸」。只有司法權的違憲審查能否決立法權的決議,也只有人民能收回給民意代表的委託權。
但就連這顆無敵星星的天敵都被立法權主動削減了,而且是一次削兩個。
由反對黨通過的《2024年憲法訴訟法修正案》,讓憲法法庭能開庭的條件受到嚴格的人數限制。這首先,是以立法權限制司法權。
而滿足人數限制的提名權雖然在行政權手中,但修法同時也限制行政權必須在不足額的兩個月內提名,但不限制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的時間。
這次修法普遍被認為是非常惡劣的方向,顯然的原因有二:
也就是說:如果立法院通過有違憲疑慮的法案,可以故意不讓大法官足額,無法用違憲審查來制衡立法權。
從藍白有意破壞三權分立原則開始,我就想罷免他們了。但他們就連人民的罷免權都要削弱。
同一時間,立院藍白也通過了一般公職人員之罷免,等同總統、副總統罷免,連署須附身分證影本。這就大幅提升連署難度,令罷免案成立的機會微小,直接從人民手上削減權力。
藍白在同一會期還試圖闖關:「同意票數需多於被罷免人當選時之得票數」。也就是在沒有全國統一投票日的配套下,期待罷免票數超過初始投票數。形同沒收人民罷免權。
從藍白這一任期的行為看來,無論是罔顧服務人民基礎需求的預算刪減,還是破壞權力分立原則,甚至從人民手中收回權力,都會造成一個後果:
無人能主動制衡立法權。
今年 2/3 之後才收集到的罷免連署書,就要符合藍白修過的選罷法,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如果你想抓住自己罷免權最後可能成功的尾巴,現在就要動手連署並寄出。
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用選民的力量自救。因為把立法權修到無比強大的立法院在野黨,可能預期自己再也不會輪值行政權,才這麼肆無忌憚。
天佑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