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框架》閱讀筆記（四）：危脆生命的社會性與從「生殖自由」切入的生命權討論〉2025-06-14
接下來，我們會再一次碰見這組在巴特勒理論中很重要的概念「危脆性」（precariousness）與「可弔唁性」（grievability）。危脆一詞有「危急」、「脆弱」、「不穩定」之意，透過揭露出人類存有的這個面向，巴特勒提供了一種包含了身體哲學與左派關懷的反戰生命政治立場。
危脆性與可弔唁性
在「危脆性與可弔唁性」這個段落裡面，巴特勒延續了前面「肯認生命」的立場，初步勾勒出我們應該從何理解人的危脆性，認知到這不只是一個個個別人類身上的性質，而是從生命誕生之初、乃至於之前，就已經作為其不可或缺的基礎與條件存在。
譬如說，我們的居所、工作、食物、醫療照護與法律地位，它們都直接關聯到我們生命的存續與茁壯，而這些東西都全然關聯於社會。自生命的最初，這些作為條件的背景就直接關乎到嬰兒是否能存活下來，能否被預設將度過完整的一生－－且相對的，如果她在生命過程中逝去，人們會感到悲傷、為其弔唁。
我們與社會中的所有人如此地共享那些讓我們的危脆性得以被照料的基礎建設。換句話說，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自始至終都無可避免暴露於無數我們認識與不認識的人面前。
這種關係在構築「我們」對「他者」生命義務的同時，卻也使得身處於特定國家、擁有特定種族、性別或其他身分的人的危脆性被不均等地極小化。並在世界性的種族主義主張下，將另外一些－－被認為是威脅的群體的危脆性極大化。
那些「非人之人」－－如果你看過動畫《86—不存在的戰區—》，那是一個生動且準確的例子－－，他們的孩童並未被主流世界設想為能夠擁有完整的、值得活過的一生，他們逝去的生命被草率地算入某種軍事消耗或軍事成果。由於不具備可弔唁性、沒有那種未來完成式的「將度過值得的一生」，那些生命甚至從一開始便不被認為可以算做生命。
巴特勒引用列維納斯的話語指出：「『我們」的義務正是中斷所有『我們』的既存定義。」在後面我們會看見，她將這種義務連結到一種強調平等、普世的左翼政治實踐，試圖以此超克當代預設了固有共同體的自由主義多元主張。
生殖自由，與對生命權的批判
從這裡，我們會看穿並批判一種陷阱般的問題，看似理所當然的「怎樣算是生命？」、「什麼情況生命值得維繫下去？什麼時候則否？」
譬如說，一個常見的爭論是關於生殖自由的討論，或者所謂的「墮胎權」。有一種常見的框架會將議題的雙方定義為「支持選擇權」（pro-choice）與「支持生命權」（pro-life）。這種框架認為，在兩種相互衝突的權利裡面，一派人相信懷孕者對身體使用方式的自主選擇較重要，另一方則相信腹中胎兒的生命更重要。
若將前面可弔唁性的思考加入進來，我們也可以說，「支持生命權」的人認為在「選擇權更重要」的立場中，胎兒的生命未受肯認、無人弔唁，而這是他們所要批判的對象。
於是，在很多的討論中，議題被框限在「胚胎什麼時候算是有（人的）生命？」這類具存有論色彩的問題，讓許多懷孕者根本來不及發現自己懷孕就已經被禁止的「心跳法案」，便是在這種框架下被保守派搭建起來。
但就像即使植物與動物同樣是活生生的有機體，素食者也不會反對攝取植物，這些「生命是否被認可」的問題，並不能輕易被自然科學回答。同時，在生命過程中，本就會包含諸多的毀滅與退化。
在醫療上，我們也可能會摧毀某些細胞，以便拯救其他細胞的健康。但在這些自然與人為的過程中，哪些毀滅具有顯著的倫理特質？並不是自然科學可以直接解答的。隨著生命科學的典範轉移，界定生命與否的「框線」也會一次又一次地發生改變。
這些各領域實務上面對生命的差別，說明了並非所有具危脆性的活生生對象都先驗地必須保護，生命被肯認與否、摧毀或延續某些有機體是否關乎道德，都關連到特定的生命政治。
在後續的文章裡面，我們會指出「生命權」背後「可活的生命」這一概念的危險性。並梳理這種概念如何成為戰爭的基礎、如何在極小化某些人危脆性的同時，極大化另一些人的危脆性，指出其如何以「保護、維繫生命」為由毀滅生命，或讓某些生命從一開始就被排除於肯認的範圍之外。並思考民族國家的暴力與各種形式的種族主義如何在這種戰爭框架的形構中扮演角色。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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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卵：病理化與公共化下的女性身體自主權〉
〈避孕藥與母職懲罰：諾獎得主戈丁的兩份重要研究〉
〈滲入生活的戰爭：烏克蘭家暴問題與影響人格的意識形態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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