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藥與母職懲罰：諾獎得主戈丁的兩份重要研究
〈避孕藥與母職懲罰：諾獎得主戈丁的兩份重要研究〉2023-11-04
202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於10月9日公布，得獎者為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與經濟史專家，哈佛大學的克勞蒂亞．戈丁教授（Claudia Goldin）。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自1969年首次頒獎以來，第三位獲獎女性，戈丁用她的研究提醒了我們，生涯選擇與職業收入的性別不平等依然顯著存在。
戈丁最受矚目的兩份研究都有著濃厚的性別關懷。在其中一份研究中，戈丁關注避孕藥的出現與使用，對女性職涯發展的影響。
在避孕藥尚未面世與不被普遍接受的時代中，女性的生涯嚴重地受家庭與隨時可能會到來的母職綑綁，難以很好地管理自己的職涯。在女性主義意識興起與避孕藥的出現後，部分女性獲得了比過去更充足的身體權，並開始可以更自由地決定自己是否要／何時要進入家庭、承擔母職。
戈丁收集了美國各州大量相關資料，注意到比起避孕藥較難取得的保守州，在女性更容易買到避孕藥的州裡，女性完成學業並進入高學歷職場的可能性更高。保守州的女性則更常受到結婚與懷孕等因素干擾，沒能順利完成高等教育。
當然，在保險套普及、避孕手段較過去豐富的時代裡面，避孕藥乘載的女性的賦權意義與它剛出現的時代不會完全相同。避孕的責任不該被理解為只與女性有關，而是親密關係的參與者需要共同考慮與處理的議題。但同時，避孕藥也具有能讓女性調控生理週期的效果，對於一些女性而言仍有除了避孕以外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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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丁受到關注的另一方面研究，則關於長期以來的性別薪資差異。戈丁爬梳了美國兩百多年來的就業數據，她注意到女性的就業率在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時曾一度下降，並在20世紀初才隨著服務業興起逐漸成長。
然而，即便女性就業率持續上升，在高收入國家中的受教育程度甚至已經大幅超過男性，女性與男性的職業收入之間卻還是有著顯著差異。
其中一個常見的收入不平等原因是不同的職業選擇。譬如說女性在社會中經常需要負擔照顧類工作以及需要更多情緒勞動或美學勞動的工作，如照服員、百貨公司專櫃人員、空服員等。
但相關類型的工作往往收入與社會地位相對較低，即便是裡面待遇相對較好的空服員，也如同護理師與醫師間在社會地位與收入上的不平等，與機師有明顯的落差。而那些普遍薪資待遇更好的工作，則被社會認為與男性有更高的親和性。
然而，除了上述「不同工不同酬」的狀況之外，戈丁還為我們梳理了相同職業領域中仍出現薪資差異的狀況。以芝加哥大學企管碩士畢業生的薪資為例，戈丁注意到，男性與女性的薪資水準起初經常是相等的，差異卻會在幾年間不斷地擴大。
戈丁指出，這樣的差異主要從第一名孩子出生時開始出現。雖然懷孕這件事的確直接關連到生理特徵，但往往在孩子出生之後，家庭中承擔起大部分照顧工作的人還是女性。
於是，在生養孩子這一嚴重佔據時間心力的事情出現之後，女性能夠投入在工作的時間與心力受到極大壓縮，職位與薪資的成長也因此大幅受限。
相反地，生養小孩非但沒有對男性造成明顯的影響，甚至經常由於女性伴侶「回歸家庭」，男性一方面負擔更少家務，一方面被給予了更大的賺錢動機（以及在事業上「成功」的壓力）。以至於這一造成女性職涯停滯或下降的階段，反而經常是男性薪資與職位提高的上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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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可能會認為，上述的薪資差異是一種「自由競爭」的結果，因為女性往往「選擇」了家庭，而沒有男性那樣積極地投入職場。
然而，這一被稱為「母職懲罰(motherhood penalty)」與「父職激勵(fatherhood boost)」的現象並不是個例。這樣的「選擇」除了是從教養與耳濡目染的階段就被女性習得之外，許多雇主也提前替當事人預設了這樣的選擇。
雖然當前的法規已經要求雇主不能以這些帶有性別差異的理由作為人事處置的理由。但當一位女性處於所謂的「適婚年齡」時，許多的雇主仍會首先將她可能會結婚、生養孩童、回歸家庭的「風險」列入考慮，並因此轉而去優先提拔工作能力差不多的男性。整體社會氛圍也在這個意義下為男性提供了更多無需面對這一「選擇」，能心無旁鶩地「拚事業」的特權。
但戈丁的步伐不止於此，它還深入地去探究了使得這一「選擇」變得對一個人的薪資水平有如此大差異的重要前提－－「貪婪工作(greedy jobs)」。這一詞彙並不是在說有些人透過作一些貪婪的事情來獲得收入，而是，存在有一些工作，它們通常能提供較高的薪資，但同時貪婪地要求這些工作的參與者無止盡地投入自己的時間與心力。
這些工作不僅僅高工時，還具有不可替代（必須要由特定人去做）與不可預料（你隨時可能需要去處理）的特性。這使得被要求同時負擔主要家庭責任的工作者無法兼顧，才讓上述嚴重不平等的薪資差異持續拉開。
也就是說，這些最終落實到我們眼前的性別不平等，往往不只是性別教養與差別對待的結果，同時也反映了更大範圍的社會問題，賺更多的錢、在職場上獲得更高的職位之價值被無限提高，到達一種人難以兼顧事業與家庭的程度，並在這個基礎上，賦予事業更高的（家庭更低的）重要性與優先性。
台灣的情況很可能比戈丁主要研究的美國狀況更加糟糕。在台灣，即便是很大程度可取代的、低薪的職業，也和那些高薪工作一樣「貪婪」。它們佔據了勞動參與者大量的時間。在常態加班之後，人們往往還需要準備好在工作群組跳出通知時隨時接著處理。
對戈丁而言，解決貪婪工作這項「經濟學」問題，很可能是解決性別薪資不平等這一「性別問題」不可或缺的關鍵鑰匙。
在實際生活世界中，性別議題、勞權議題與經濟議題往往相互交織，其他種種領域中面對的問題也都不可能抽象地獨立發生。像戈丁這樣同時具有性別、經濟與歷史學視角的學者研究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或許在這個複雜而交織的時代，唯有這樣的視野，才能讓我們更好地去理解我們所處的世界，思考如何改善這些繁複且長久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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