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獵人》中，獲得獵人證照只是成為正式獵人的起點，真正的秘密試驗在出社會後。多數新手會發現自己不懂念的實踐，出去闖蕩後有秘密試驗，要找到師傅並長期地、有系統地學習不同屬性的念能力，通過後才有專業的最低門檻。有念能力後才能接各類挑戰與任務。
我說，心理師也是一樣。
《兩種心靈》來自1990年美國精神醫學訓練的田野觀察，作者整理出照顧門診病人時，在治療取向裡分為「生物醫學（即藥物治療）」及「精神醫學（即精神分析治療）」。兩者看似對立的論點，後來由生物醫學取勝，跟當時醫療照顧體系（類似健保制度）的發展有關。
《受苦的倒影》2023年出版，來自台灣諮商心理師，以田野觀察角度書寫他在各社福機構、少觀所、法院、政府單位（如家防）的接案與督導。書裡僅有片段對話語錄，但可一窺非典型個案、非自願個案被輔導時的狀態，以及他們在系統如何被界定與安置，而心理師（面對有限的接案或督導）又是什麼狀態。
這兩本書互相呼應，我以三點做整理：
1️⃣受苦的人是誰？
我們怎麼概念化「受苦的人」？
（1）George Engel 於 1977 年提出「生物-心理-社會模型」，主張疾病成因及康復受生理（遺傳、腦神經）、心理（情緒、認知）與社會環境（家庭、經濟、文化）三大因素交互影響。
這是「系統」的概念。生物醫學處理生理機制，精神醫學處理深層心理，但社會環境的影響比較少被看見，結果診斷太容易歸因於個體，要病人提升病識感及案主自決，但對發展過程有障礙的人卻無法有效。
（2）人類學觀點
醫院診療室裡所看到的，跟案主在他回去後的環境並不相同，案主所說的話也不盡然可信（有語言能力及其他差異），豪斯醫生說：病人都會說謊。或許在保護什麼，或者無能力替自己表達（如《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
系統觀察（包括田野）很重要，否則對他的概念化是偏頗的。這跟一般學習諮商時，要全然相信案主的話有所違背，比較少人教其他諮商室外的線索。
這裡有個案例是說，孩子在安置處發狂、吼叫，可能用憂鬱症發作解釋。然而真正的原因卻來自養父母不想養他了，在探視時直接告訴孩子「你是被領養的」以斷他的思念情。孩子被無預警的斬斷希望與依靠，他的絕望與破壞不是個人的也說不出來，是後來才從系統裡抽絲剝繭找到的。
（3）人的能動性
受苦的人不必然是只能被援助的受害者位置。
若我們想成是「他遭遇了某件事但過不去」，此時我們的位置就會變成協助者。現在被困住也只是顯示目前不足，而不足的可以學，可以重新詮釋、可以練習改變慣性。
包括那些處在症狀裡的、弱勢的、犯法的，若我們相信他能動起來，就會看見他曾努力過的、激勵他善用自己的資源，並與他「真實的互動」，而不是助人角色的高高在上。
2️⃣治療離不開「各種結構」
古典精神分析需要一週3-4次，並持續數年，一般人負擔不起。後來新一代藥物崛起，藥物治療迅速有效變成為主流直到今日。這與醫療照顧制度（結構）有關，要有經濟能力、有時間去治療...都是需要條件的。
現代「藥物+諮商」這兩種結構已開始混合和折衷，但還是有它的有限。
那麼，關於那些不會去醫院的案主，而是在家暴、社會案件、棄兒、發展障礙者...被社會局安置、衛生局追蹤的呢？在我們的結構裡是怎麼被接的呢？
在這邊可以看到實際上疲於奔命的社工（有些偏遠地區的社工還要輪流兼工程監工）就可想而知，怎麼有品質地去接案主？所以當有人社論說，一個罪犯是當初系統沒接住他...這理論是對的，但還是要從制度結構開始改變，不然人人自危，弱者怎麼接弱者？
3️⃣助人者在系統裡是清醒的嗎？
案主在他的「生物-心理-社會」困境裡，助人者也有自己的專業/倫理困境
（1）困境一：理解我們所處的系統了嗎？限制在哪？
舉例說，只能做3次的方案要怎麼做？也不是聊聊抒發心情就好咧，要怎麼計畫呢
（2）困境二：我們是否具備更寬廣的「社會工作-心理諮商-精神醫療」的系統認知及限制。還是我們也跟著社會一樣以個人憂鬱之名做歸因。
心理師的訓練真的就像獵人一樣，研究所兩年+實習一年，要學的還很多，出社會後要主動找師傅學或多涉獵其他領域。
（3）困境三：當我們資深了，是否因權力而怠慢了自我覺察？若擔任督導是否能以師傅之姿傳承和橋接技術/實踐，讓後來者跟上嗎？
。
最後我用《受苦的倒影》的一段長話做結尾（P295-296），值得自我省思
『理論或概念辭彙、知識都仰賴其與不同生命現場和地方的來回參照；工作者以及其每日操持的言語工具，並不能封閉或獨立於所寓居的生活世界
不論專業或倫理思辨的生成發展，皆起自於對自身知識生產的路徑與其限制的敏銳，以及在過程中對於形式主義所帶來的儀式與虛度有所警戒。
效能，指的是工作者能意識「問題概念化」的急迫性，以及能及早完成評析（如下）
「困境的核心是什麽」
「問題叢裡何者是關鍵、何者是隨之而起的煙霧」
「能深刻理解對象與工作者自身狀態和生命情境的異同」
「能推演問題如何被建構與強化」
「現在與未來可能被促成的是什麽」
接而「與對象共同擬定並開啟行動、改變計畫」。
於此同時，亦始終能考量時間具有政治性與經濟性...
讓被攬進社會安全網的對象，仍能因專業系統曾經的短時介入而保有其主體、能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