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反抗就是同意？人們為何盲視自我受害，我們又如何二次加害｜讀《背叛》性平與MeToo
這本書的中文書名是「背叛」，但並不是在講人為何背叛或各種背叛故事。這本書的主角是受到背叛的生存者們。
作者以同為亂倫受害者的角色，運用自己心理學的背景專業，去探討為何遭遇背叛的受害者，會在被害時期盲視傷害，甚至噤聲。
雖此書已出版快十年，但現在拿出來討論卻一點都不違和。綜觀當今社會熱議的事件，包括國外me too事件、我國的房思琪，在受害者開始發聲後，總會有人質疑「被害人」為何事隔多年才揭露，況且事證早難已蒐集釐清，這些指控的真實性又有多少？他們是否別有目的？
而最重要的一點質疑是：如果「被害人」當初自認受到侵犯，怎麼不反抗？為何允許（允許在法律上指的是事前同意，同意可為明示、默示）「加害者」一而再的侵犯。即便有那麼多的機會可以向外求援，但「被害人」都沒有行動，這不是很奇怪嗎？甚至會說「被害人」根本是有意願地，讓侵害事實繼續發展。
信任關係下的侵害與背叛
在進入本書的主題，討論背叛事件下的受害者之前，必須先剔除一般事件的受害者。這是因為「背叛」始於「信任」關係，沒有信任就不會有背叛，也因為有了信任，背叛事件發生後，對於受害人的身心衝擊往往更為巨大，且對個人產生深刻的影響，延綿一生。
而信任關係不只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如朋友、戀人。人與組織、國家機關間也有信任關係，如教會、學校、公司。基於一定的信任關係，社會也才能分工運作，並使其成員團結。
也因為背叛始於信任，這層信任幾乎就像先幫被害人配好一附粉紅鏡片，讓其更易落入盲視地帶。一位已婚婦女，在家門口目睹老公開車回到家時，在車內與一名陌生女子接吻，當老公看到老婆時，直說「我不認識她」，老婆接受了。
書中說到，盲視(blindness) 指的不是單純的「看不見」，而是即便看到了、聽到了，卻將接受到的資訊凍結處理，是一種麻痺思考的狀態，從而有無動於衷，或是無所作為的反應。
這種盲視另一半外遇或是虐待的情節，在我們生活遭週並不罕見。旁觀者常常不敢置信被害人怎麼能在事實、證據鑿鑿下，持續幫加害人辯解，宛如在他們的腦袋裡，根本沒有加害及受害的感受，甚或寧可委屈求全的忍受背叛一再重演。
盲視受害的原因 作者提出了數項盲視的因素，我簡單分成「關係依賴」以及「劣勢處境」兩類，但兩類其實又相互混同。
「關係依賴」可以是客觀上有依賴一方的必要性，譬如孩童，基本上必須依賴身邊的人才能生存。關係依賴也可以是主觀上一方認為自己只能依賴對方，是一種自視無力的觀點。後者多見於沒有經濟基礎的人，認為只有維持關係才能生存。但這種自我認知大都是失真的，某些人能透過關係的瓦解，或者其他轉捩點，重新審視自我跟自身經驗，從而轉換原先的觀點，真正認識到背叛的遭遇。
「劣勢處境」則可以更廣泛地解釋眾多盲視。劣勢處境指的就是權力上的劣勢地位。如同關係依賴，當一方強烈依賴另一方時，受依賴方等同擁有較大的權力。不過特別把劣勢處境自成一類，是因為社會上有眾多隱形的權力劣勢關係，即使我們總認為基於民主、平等、自由所建立的社會、國家，每個人應該享有對等的關係。但事實上，我們會看到家庭裡，權力較強的可能是父母；學校裡，強權者可能變成了老師、教練；公司裡，強權者可能變成了主管、老闆；宗教裡，強權者就是神職人員跟上師。
當這些強權者作出背叛行為時，在關係中處於權力較弱的受害者，會更容易產生盲視反應，因為不盲視所帶來的風險太大了。如從小受到父母家暴的孩子，常發展出解離症、失憶狀態，好在無法脫離照顧者的控制下，藉由排除自我情緒及外在注意力來分散對痛苦的感受力。
正視的勇氣之外 劣勢處境下的盲視，某程度來看，似乎不全然是壞事。
如書中提到，在以往種族歧視盛行的美國地區，一位亞裔盲視了成長過程中所發生的諸多差別待遇，直到他努力奮鬥進入名校，並結交許多開明思想的朋友後，才漸漸去「正視」過往的背叛經驗。假如他當初清楚認知到自己所遭遇的事件極為不公，並加以反抗，要求社區或政府申張種族平權的保障，則勢必要面臨社會上具有高度權力優勢的加害種族。在這場權力高度懸殊的鬥爭中，要有勇氣去「看清」並不容易（冷眼旁觀的群眾也很類似）。甚至，若採取看清但不行動的反應，也可能使受害者內心存有怨恨、憤怒，而對社會產生敵對心理，進而走上反社會的發展道路。
所以盲視乍看是一種無能或自虐，但對於受害者面臨侵害時如何生存與發展自我，盲視可能如同被捕獵物會裝死一樣，是一種極端危險下的求生機制。當然這種裝死的反應，一方面雖維繫了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另一方面，卻也強化了雙方間已高度失控的權力關係。
此外，「劣勢處境」也可能是社會制度刻意造成，如司法保釋、民法上的監護關係，都是一方擁有強大的權力，得以控制另一方或影響另一方的生活處境，也因此這類關係下的受害者，有更高的機率選擇隱瞞受害經驗。
《龍紋身的女孩》女主角就落入這種制度下的劣勢處境，身為一個被法院判定失能，而需被法定監護人照料的她，遭到監護人性侵。女主角清楚明白在政府結構裡，舉發監護人所帶來的風險太大，在認定「下一個也不會好到哪裡去」的想法下，選擇了私刑報復。在這故事中，女主角雖對直接加害者—監護人加以報復；但對於間接加害人—政府，因為監督不周所帶來的傷害與體制背叛，其實依舊選擇盲視。
因為是熟人，所以能推定有意願？
試想兩個場景相同的案子，需要你判定當事人是否有意願肢體接觸。第一個案件是一名女子搭飛機時，坐在一名陌生男子旁邊，男子趁女子睡覺時撫摸她，她醒後發現時嚇得什麼也不敢做。
男子被告後，提出雙方對肢體碰觸有合意。
第二個案件，只要把這名陌生男子換成女人認識的異性即可。男子被告後，同樣提出雙方對肢體碰觸有合意。
請問你是否因當事人認識，就隱約有一種感覺，認為該名女子的沈默可以表示為被動的意願？這種認知可能來自於大家認為互相認識的異性，就有很高的機率會互相喜歡，而且女性對於認識的異性，應該在不想要對方碰觸的情況下，能夠更直接的表達拒絕。但事實上，遭到認識者侵犯的女性，更有可能面臨負面的後續風險，也更可能對侵害加以隱忍。
揭露傷害的恐懼—社會價值觀的霸凌
一旦我們知道了揭露傷害，其實多麽需要勇氣跟權力。再回頭來看社會事件，更會發現人們對於揭露背叛者是多麽的嚴苛。
我想到美國紀錄片《Audrie & Daisy》呈現了校園性侵事件下的兩名少女，如何在事件曝光後，遭到社會與周遭人際的排擠與攻擊。
Audrie跟 Daisy完全不相識，但片名用and符號連結兩人的名字，去代表了這樣一群受害者。他們可能是「鹹濕照」或「撿屍」的受害者，也可能是被親近的友人、師長強制騷擾的人。他們在案發後，都背負了眾人對於他們的身體、行為進行批判、羞辱的恐懼跟風險。而Audrie跟 Daisy也都真的經歷了這些惡毒的攻擊。Audrie15歲時，因醉後不醒人事被公開性侵，且加害者事後將污辱照散佈校園加以嘲笑霸凌，讓她在強大受辱的痛苦下選擇自殺。Daisy被性侵時14歲，她活下來了，但這條生命也經過多次的自殺。
但Daisy與Audrie的不同在於，Audrie幾乎是在案發過後就選擇了自殺；Daisy則曾多次想透過警察、司法程序去還原事情真相，獲得尊重。只是從紀錄片中可以看到，Daisy幾乎是被國家機關與體制狠狠甩了巴掌；當事件越鬧越大，Daisy受到的威脅、抹黑、謾罵也越來越多，甚至連住家都被縱火燒燬。如果是你，你還願意繼續抗爭，為自己爭一口氣嗎？
當她告訴社會，我在不醒人事下遭到性侵。人們卻說，當妳醉得不醒人事，就是沒有盡到自我保護的義務，女性本來就應該要好好保護自己，不然妳就是會吸引歹念的人。人們的這種說詞，就是在將犯罪的罪責，從犯人身上推到被害者身上。變成：犯人的性侵行為是有道理的—因為妳不醒人事了，容易受害；妳被性侵是有過失的—因為妳沒盡到保護自己的義務。
事實是，到底是被害人有自我保護的「義務」，還是加害人有不得侵害他人的義務呢？
如果人們認為自陷昏迷而被性侵是活該，是否在昭告世人，我們可以盡情地剝奪弱者的身心、權利，因為每個人都應該努力小心不讓自己落入「弱勢」的處境中，因為侵害弱勢者既合乎人性，也合理。
這就是「指責受害者」(Victim blaming)。
這種言論對受害者而言，就是二次傷害、二次背叛。二次背叛的痛苦，是「自己人」所造成的創傷，是我們的預防、救濟體制的失靈與背叛，對受害者進行最重的打擊。是我們這些二次背叛者，發出一條再也明顯不過的訊息：閉嘴！ 乖乖地被控制，不要抱怨說話！使受害者自我憎恨，認定自己是最愚蠢、不值得存活，得以被犧牲的蟲。我們瓦解了被害人最後的防衛堡壘，把原本該交到他們手上的資源，盜走給加害者，然後畫出一條壕溝，把受害者圈住加以公審。最後，拋擲自裁的繩索到他們身上。
如何避免二次背叛
首先，要先明白「揭露」傷害，是一件困難的事。
請別將盲視看成被害人自我保護的失能，當我們更深入了解被害人經驗，才能理解到自我保護不是只有單一的表達模式。才會理解被害人不是一定要有暴力、抗爭式的反應，才能成為「稱職的」被害人，或才是一個合格的、不糟蹋自己的人。尤其當受害者陷於依賴關係或劣勢處境時，每個人都更會需要勇氣突破。
也因此，如何建立一個容易讓受害者表達的場域與支持系統，便是最重要的事。對於受害者表達的打擊，無益就是在幫助兇手維繫既有的傷害關係。我們的救濟體制是否夠中立且強壯，能夠保護受害者、揭發者無畏的表達。我們的社會價值與氛圍，夠不夠溫暖堅定，能讓說出真相者知道不論體制下的結果如何，他至少能獲得內心的安慰及支撐。
當以上都齊備後，我們或許才能說，這是一個真正接近自由且平等的國度。
相關內容：
紀錄片-《Audrie & Daisy》Netflix，預告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Mq9AL27gmo
另推薦Netflix另一部紀錄片《The keepers》，預告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r7dbuBjuE
《The keepers》是關於「揭密者」的命案。一位新到天主教女子高中教書的修女，發現該校牧師校長長年性侵多名女學生，當她準備揭發該事時，卻離奇失蹤且被殺害。這事件更突顯了在權力劣勢下，揭露真相的危險有多駭人。裡面多名被害人，現在也已邁入老年，但依然可以看到她們因當初盲視背叛與侵害，而形成她們一生難以抹滅的傷痛。
2020年8月4日，23歲的Daisy Coleman自殺身亡，數個月後她的母親Melinda Coleman也自殺身亡。 ＩＧ＠Dreamyaks
劣勢處境下的盲視，某程度來看，似乎不全然是壞事。
如書中提到，在以往種族歧視盛行的美國地區，一位亞裔盲視了成長過程中所發生的諸多差別待遇，直到他努力奮鬥進入名校，並結交許多開明思想的朋友後，才漸漸去「正視」過往的背叛經驗。假如他當初清楚認知到自己所遭遇的事件極為不公，並加以反抗，要求社區或政府申張種族平權的保障，則勢必要面臨社會上具有高度權力優勢的加害種族。在這場權力高度懸殊的鬥爭中，要有勇氣去「看清」並不容易（冷眼旁觀的群眾也很類似）。甚至，若採取看清但不行動的反應，也可能使受害者內心存有怨恨、憤怒，而對社會產生敵對心理，進而走上反社會的發展道路。
所以盲視乍看是一種無能或自虐，但對於受害者面臨侵害時如何生存與發展自我，盲視可能如同被捕獵物會裝死一樣，是一種極端危險下的求生機制。當然這種裝死的反應，一方面雖維繫了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另一方面，卻也強化了雙方間已高度失控的權力關係。
此外，「劣勢處境」也可能是社會制度刻意造成，如司法保釋、民法上的監護關係，都是一方擁有強大的權力，得以控制另一方或影響另一方的生活處境，也因此這類關係下的受害者，有更高的機率選擇隱瞞受害經驗。
《龍紋身的女孩》女主角就落入這種制度下的劣勢處境，身為一個被法院判定失能，而需被法定監護人照料的她，遭到監護人性侵。女主角清楚明白在政府結構裡，舉發監護人所帶來的風險太大，在認定「下一個也不會好到哪裡去」的想法下，選擇了私刑報復。在這故事中，女主角雖對直接加害者—監護人加以報復；但對於間接加害人—政府，因為監督不周所帶來的傷害與體制背叛，其實依舊選擇盲視。
因為是熟人，所以能推定有意願？
試想兩個場景相同的案子，需要你判定當事人是否有意願肢體接觸。第一個案件是一名女子搭飛機時，坐在一名陌生男子旁邊，男子趁女子睡覺時撫摸她，她醒後發現時嚇得什麼也不敢做。
男子被告後，提出雙方對肢體碰觸有合意。
第二個案件，只要把這名陌生男子換成女人認識的異性即可。男子被告後，同樣提出雙方對肢體碰觸有合意。
請問你是否因當事人認識，就隱約有一種感覺，認為該名女子的沈默可以表示為被動的意願？這種認知可能來自於大家認為互相認識的異性，就有很高的機率會互相喜歡，而且女性對於認識的異性，應該在不想要對方碰觸的情況下，能夠更直接的表達拒絕。但事實上，遭到認識者侵犯的女性，更有可能面臨負面的後續風險，也更可能對侵害加以隱忍。
揭露傷害的恐懼—社會價值觀的霸凌
一旦我們知道了揭露傷害，其實多麽需要勇氣跟權力。再回頭來看社會事件，更會發現人們對於揭露背叛者是多麽的嚴苛。
我想到美國紀錄片《Audrie & Daisy》呈現了校園性侵事件下的兩名少女，如何在事件曝光後，遭到社會與周遭人際的排擠與攻擊。
Audrie跟 Daisy完全不相識，但片名用and符號連結兩人的名字，去代表了這樣一群受害者。他們可能是「鹹濕照」或「撿屍」的受害者，也可能是被親近的友人、師長強制騷擾的人。他們在案發後，都背負了眾人對於他們的身體、行為進行批判、羞辱的恐懼跟風險。而Audrie跟 Daisy也都真的經歷了這些惡毒的攻擊。Audrie15歲時，因醉後不醒人事被公開性侵，且加害者事後將污辱照散佈校園加以嘲笑霸凌，讓她在強大受辱的痛苦下選擇自殺。Daisy被性侵時14歲，她活下來了，但這條生命也經過多次的自殺。
但Daisy與Audrie的不同在於，Audrie幾乎是在案發過後就選擇了自殺；Daisy則曾多次想透過警察、司法程序去還原事情真相，獲得尊重。只是從紀錄片中可以看到，Daisy幾乎是被國家機關與體制狠狠甩了巴掌；當事件越鬧越大，Daisy受到的威脅、抹黑、謾罵也越來越多，甚至連住家都被縱火燒燬。如果是你，你還願意繼續抗爭，為自己爭一口氣嗎？
當她告訴社會，我在不醒人事下遭到性侵。人們卻說，當妳醉得不醒人事，就是沒有盡到自我保護的義務，女性本來就應該要好好保護自己，不然妳就是會吸引歹念的人。人們的這種說詞，就是在將犯罪的罪責，從犯人身上推到被害者身上。變成：犯人的性侵行為是有道理的—因為妳不醒人事了，容易受害；妳被性侵是有過失的—因為妳沒盡到保護自己的義務。
事實是，到底是被害人有自我保護的「義務」，還是加害人有不得侵害他人的義務呢？
如果人們認為自陷昏迷而被性侵是活該，是否在昭告世人，我們可以盡情地剝奪弱者的身心、權利，因為每個人都應該努力小心不讓自己落入「弱勢」的處境中，因為侵害弱勢者既合乎人性，也合理。
這就是「指責受害者」(Victim blaming)。
這種言論對受害者而言，就是二次傷害、二次背叛。二次背叛的痛苦，是「自己人」所造成的創傷，是我們的預防、救濟體制的失靈與背叛，對受害者進行最重的打擊。是我們這些二次背叛者，發出一條再也明顯不過的訊息：閉嘴！ 乖乖地被控制，不要抱怨說話！使受害者自我憎恨，認定自己是最愚蠢、不值得存活，得以被犧牲的蟲。我們瓦解了被害人最後的防衛堡壘，把原本該交到他們手上的資源，盜走給加害者，然後畫出一條壕溝，把受害者圈住加以公審。最後，拋擲自裁的繩索到他們身上。
如何避免二次背叛
首先，要先明白「揭露」傷害，是一件困難的事。
請別將盲視看成被害人自我保護的失能，當我們更深入了解被害人經驗，才能理解到自我保護不是只有單一的表達模式。才會理解被害人不是一定要有暴力、抗爭式的反應，才能成為「稱職的」被害人，或才是一個合格的、不糟蹋自己的人。尤其當受害者陷於依賴關係或劣勢處境時，每個人都更會需要勇氣突破。
也因此，如何建立一個容易讓受害者表達的場域與支持系統，便是最重要的事。對於受害者表達的打擊，無益就是在幫助兇手維繫既有的傷害關係。我們的救濟體制是否夠中立且強壯，能夠保護受害者、揭發者無畏的表達。我們的社會價值與氛圍，夠不夠溫暖堅定，能讓說出真相者知道不論體制下的結果如何，他至少能獲得內心的安慰及支撐。
當以上都齊備後，我們或許才能說，這是一個真正接近自由且平等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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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epers》是關於「揭密者」的命案。一位新到天主教女子高中教書的修女，發現該校牧師校長長年性侵多名女學生，當她準備揭發該事時，卻離奇失蹤且被殺害。這事件更突顯了在權力劣勢下，揭露真相的危險有多駭人。裡面多名被害人，現在也已邁入老年，但依然可以看到她們因當初盲視背叛與侵害，而形成她們一生難以抹滅的傷痛。
2020年8月4日，23歲的Daisy Coleman自殺身亡，數個月後她的母親Melinda Coleman也自殺身亡。 ＩＧ＠Dreamya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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