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3-06|閱讀時間 ‧ 約 7 分鐘

隱藏在國家內裏的伏流與刺點——淺談《原住民族與二二八展覽史料專輯》

(2023年2月2 8日二二八刊於GPI政府出版品資訊網)

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社會一直有如伏流中的砥石，而原住民族在二二八事件及其相關經歷的被看見，只有河底沙般隨時代被洪流淘去，留在世人心中的或許所剩無幾，或者沉沒再沉沒。

得以想見此部著作的完成多有不易，但不能想像向受難者後代探詢家族哀痛的過程有多少的掙扎。關於原住民與二二八的關係，在過去幾十年的國民義務教育中幾乎隱形，原住民在體制中不被看見，又不知如何發聲，難以與現今社會言說的議題仍然有許多，而從歷史研究開始，固然是緩慢的，卻也是重要的基石。蒐整不易是必然，過去國民政府掌握的歷史檔案才正要開始鬆動重重機關，此部書籍挖掘的歷史骨血是未能說盡的一角，不能完全的展現黨國時代原住民各族生活與族群發展所遭遇的困難之全貌，但必能視為一種開始。

此書蒐羅部落治理、番童教育、保密局檔案等重要相關文獻，以及記錄謠傳部落藏匿日本人與共產黨員、1940年代後因國家力量刊登的扭曲原鄉傳俗的相關報導文章，亦能發現許多與原住民族當代議題呼應與差異之處（姓名回復、槍械使用），「事件」一直以來都是歷史上的「刺點」，未被解決的問題必然會再度上演。

原住民族在諸多外來政權進駐島史的遞嬗中存活，「海洋史觀」一說興盛的當代，祖先是否曾想過在未來會被提起？那不被視為重要的過去，在提倡「真相和解」的解殖風氣中緩慢被看見，族人是依靠什麼撐過文化掏空與生活文化被限縮的時間？我們必然不得以全知，只能小心翼翼地輕聲詢問，無名先輩的勇與苦身後串接的性命、家庭中，是否也是位有血肉體感的常民背影。

研究者考察當時受難者的檔案，找到現今仍存的族裔後代，令我好奇起究竟是如何得知早已因歷史因素遠離部落、大隱於市的族人去向？又如何探問慘痛過往，這些都不是三言兩語一時半刻能夠言盡的艱難，讓人再度想起國家剝奪的「原本人生」亦是消滅部落文化的過程。讀者以及置身於事件外的人，如我者也不過是觸碰到所謂「歷史現實」相關人士的過手資訊，在歷史檔案被隱匿的無限空洞中，悲歡離合更加之上的悲愴豈止數則故事罷了。不禁又要問起，缺席的加害者又身在何方？

現今資訊爆炸，在歷史隱藏與扭曲造神之下，殖民痛楚深植在幾代族人心中與日常，而相同的歷史卻漸漸於世人所淡忘。此專書必要之處，是在困難之中找一把尺，帶我們度量「當時代要求原住民族要擁有原住民族的樣子時，沒有看見被奪去的多少籌碼」，以及「國家化」對於部落文化的影響與殘酷。

黨國時期延續日本人統治山區各部落的方式，體制的轉變再轉變對於民族的精神狀態其損害不可忽視。近年看見有許多對於轉型正義議題以統獨立場先行的討論，我亦時常感受到「漢民族已經遺忘自己的祖先在台灣曾是殖民主體」這件事，又有誰問過「早先經歷亡國」的原住民各部落，以及早已離散，或者經常往返城鄉的族人：什麼是「族人想要的未來」？而不是「國家想要原住民扮演的角色」。必須思考如何處理隱太久的傷痛，及其所造成當代原住民族生存安全與大環境相較缺乏與落差的狀態，制度層面上，身心健康有太多需要正視解決的課題。

在面對中國談論侵略主張時，以國族主義去談台灣的歷史正義時，強調原住民族的角色，不該是從黨國內鬥到跨島轉移的權力角鬥去論述。在思考夾在狹縫中奮力呼吸的原住民族群的生存的問題，其所面臨居住、維生樣態轉變（集團移住），雖然不是西方列強以「戰爭、掠奪、種族滅絕」的殖民方式，而是因為移居台灣、原漢通婚、資本進駐等生活圈交疊影響，隨時代慢慢改變後代。不少軍官或特務以「救國團」、「山地服務隊」等名義受領國家派駐至部落的任務，開始監視、學習部落中的權力運作，以便滲透、掌控部落的權力與集體意識，同時配合公家機關外來知識系統的進入限縮了族人的生存條件，更容易進行反動操作，以共產黨同路人之名加罪於族中知識菁英，破壞部落團結的向心力。「標籤」、「歧視」、「剝奪資產」、「牢獄的恐懼」禍延後代。

我認為轉型正義不太是「是否要忘記族群仇恨」的問題，反而是要去提問：「誰又有資格被寬恕？」，並審慎的去梳理國家造成的歷史創傷，梳理過去政策制度對於原住民族群的壓抑，以及不合時宜的舊有制度對於現存族裔後代生活條件的影響，重點不在於挑動族群之間的對立，以及挑戰主流這麼簡單的問題。假設今天漢民族如果是台灣的原住民族祖先的後代，同樣也會遭遇政權掠奪下的族群毀滅的政治操作，所以不該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去直接給予種族標籤，而是從這部書中的真人實例去思考原住民族後裔是如何因為日治時期與「黨國體制」而成為「隱藏的、非典型的原住民」？思考現今許多政策與法律上對於原住民族文化延續的不利，將是探討國家歷史之不義，必須從內裏被翻到外側最重要的刺點。

2022年12月，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舉辦的「加害者缺席下的轉型正義」系列講座中，謝若蘭教授談「原住民族與轉型正義」時提到一個有趣的觀點：「台灣原住民族長期被看待成必須傳統，且無法走入當代，像是被放在一個『傳統真空包』中，對於國家社會發展上有一種格格不入，或有時候不符合刻版想像的狀態。」這類的凝視問題，彰顯社會不夠友善文化復振的社會風氣，亦是轉型正義尚待努力的層面。

以我的認知而言，書中提及「日治時期第一代原住民族菁英展現的能動性，啟發戰後原住民族群的自覺與行動，勇敢承擔及串連斷裂的歷史責任」，這一段所提及的能動性，讓我思考族群想望與傳統守護家園價值的連結，而非對於國家忠誠的奮進。該如何藉由史料釐清國家體制在過去對於個人與族群所造成的傷害，並重新建構情感記憶的認知與認同的支持系統，才能再更上升至對族群文化驕傲的建構，皆是尚待務實處理的問題。

假設「國家的概念」未曾進入台灣，何必特別去強調原住民的「原住性」呢？又何必在現今談及原住民族與二二八的關聯，制定所謂「泛稱」、「統稱」又是因應誰所需要？族群為國家核心，大社會必須重視「族群的傷，歷史會記住。」若政府無法比原住民族更戮力面對民族深層問題，共好的社會發展必然會面臨窘境。

社會必須鼓勵實踐思維轉型，政府必須面對制度更新，學界積極解析被隱蔽的不義，結合智慧與科技解決不平等的現況，所謂歷史必須趨近於真相，我相信這部書也有這樣的用意。我不害怕隱藏與消逝，而是消逝中帶有不正義的成因，隱藏帶有被原諒的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