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華夫
本文主要是從美中的政治、經濟制度面來評價美中的尖端科技爭霸:
1) 民主 與 威權 體制的製造業空心化:
美國的製造業在1980年─2015年間,因為效率的大大提升,雖然裁減了700多萬個崗位,總產值還是衝上歷史新高。
賓大華頓商學院 安•哈里森教授在所寫的
《無工廠經濟:外包,服務化和工業的未來》 書中說:「消失的工作崗位中,80%並不是被中國工人所取代,而是被機器和自動化所取代。想要怪罪關稅,這就是第一個反駁的證據。你會發現,美國公司更可能用機器取代昂貴的勞動力。」
相對於美國產業空心化,中國2019年的製造業增加值約3.8兆美元,領先全球,約佔全球的1/3,美國排名第二,只佔中國的60%,而美國加上排名第3、4的歐洲及日本仍然不及中國。中國是全球唯一齊備所有工業門類的,其製造業產值將邁向超過全球所有國家製造業產值的總和的佔全球50%。(
中國製造傲視全球 美國緊追在後 )
關鍵就是
國有企業 ,中國
威權 體制在兩千年前就有「中國古代版
凱恩斯 」之稱的
管仲 就創設了政府的「鹽鐵專營」制度。(見《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吳曉波(2013)-第23頁),這正是當今
國有企業 的濫觴。
在經濟學理上垢病
國有企業 的經濟學諾獎得主
保羅.克魯格曼 在2013年的
《紐約時報 》說:「中國有大麻煩了。我們不是在談論一路上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根本的事情。這個國家的整個經商方式,推動了 30 年驚人增長的經濟體系,已經達到了極限。可以說,中國模式要撞長城了,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撞到什麼程度...,美國
將 70% 的國內生產總值用於消費;而中國
幾乎一半的 GDP 用於投資 。這怎麼可能呢?是什麼讓消費如此之低,中國人如何能夠進行如此多的投資而不會(直到現在)回報急劇下降?....事實上,抑制中國消費的主要因素似乎是中國家庭從來沒有看到國家經濟增長帶來的大部分收入。其中部份收入流向政商精英;但大部分是儲存在企業中,其中許多是
國有企業 。」(見
保羅·克魯格曼:撞上牆的中國 )
但
保羅.克魯格曼 所代表的西方
新凱恩斯主義 並不適用於中國
威權 體制。他從「
供求理論 」看來,中國30年持續額補貼及
投資 (供給側)
國有企業 ,不重視
消費 (需求側),將生產過剩,需求萎縮,造成中國經濟成長停滯。但這次
保羅.克魯格曼 看衰中國經濟的預測又落空了,正如知名財經作者
吳曉波 所說
保羅.克魯格曼 :「並沒有逃脫幾乎所有
新凱恩斯主義 者掉進過的“中國陷阱”:他們往往能精確地診斷出中國的疾病,但是常常給錯藥方,或者做出與未來截然不同的預言。中國經濟——或者說中國民眾的忍耐性,以及集權制度的效率,對於經典意義上的西方經濟學家而言,是一個無法定量計算的變數。」(見《激蕩十年,水大魚大_中國企業2008-2018》,第77頁)
中國國內有
國有企業 資產流失的爭論:「
朱鎔基 的
諸城 考察很快在中國政界和經濟界不脛而走,從而大大推進了各地的“放小”運動。然而在北京,反對的聲音仍然非常洶湧。大量中小國有企業被出售給私人,當然就有了國有資產流失的嫌疑,而且各地又沒有統一的政策,可以說是各自為戰,亂馬飛奔。」(見《
吳敬璉 傳: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肖像》吳曉波(2010),第199頁)
在1997年
亞洲金融風暴 後,
國有企業 明顯的邁向
寡占 經營:「在東亞金融風暴中,日本及韓國很多奉行混業經營模式的大財團相繼陷入困境,特別是韓國大宇集團的破產,給中國以很大的刺激。此後,“抓大”戰略悄然轉軌,國有資本開始從紡織、家電、食品等競爭性領域中次第退出,轉而在資源、能源、重化等所謂戰略性部門形成了主導和壟斷的地位,這些領域中的國有資產進行了大規模的重組,形成了寡頭經營的優勢,這一格局最終在 2003 年定型。中國的國有企業模式煥然一新,其利其弊,又成了一個爭議性的話題。(見《
吳敬璉 傳: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肖像》吳曉波(2010),第211頁)
《
台灣英文新聞 》報導:「據接受
《紐約時報 》採訪的 11 名台積電員工表示,美國投資可能會分散該公司的注意力,該公司迄今一直依靠不懈地專注於研發來保持市場領先地位。
《紐約時報 》沒有透露這些員工的名字,因為據報導他們不被允許公開發言。台積電員工並不是唯一持懷疑態度的人。“從商業角度來看,
台積電 在美國的投資毫無意義,”前科技分析師和私募股權公司
柯克蘭資本 董事長楊應超表示,該項目成本高昂。楊認為,台積電有可能是迫於政治壓力才啟動美國項目,但他表示,“到目前為止,鳳凰城項目對台積電或台灣的收益微乎其微。”」(見
台積電亞利桑那合資企業:成本、勞資關係令分析師、員工擔憂 )
相對的,中國吸引特斯拉電動車在上海建廠的招商引資的產業策略則極為靈活。當時上海一把手的市委書記
李強 (現任國務院總理)撥土地協助
特斯拉 建電動車廠,
特斯拉 簽署承諾從2023年起,每年向中國繳納22.3億元人民幣(3.24億美元)的稅款。並且,屆時其上海工廠每年的銷售收入將不低於750億元人民幣,否則,即歸還土地。(見
特斯拉承諾每年向中國納稅22.3億元,否則歸還土地 )所以,
特斯拉 有很大的壓力衝業績及降成本。
3) 民主 與 威權 體制的 金融業 :
中國
改革開放 以來,對金融資本市場嚴加掌控,到了2013年才鬆綁民營銀行,
吳曉波 寫道:「政府對銀行業的開閘,如同在市場上投下了一大把興奮劑,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各地關於民營企業申請銀行的消息此起彼伏,」(見《激蕩十年,水大魚大_中國企業2008-2018》,第192頁)
但即使有了民營銀行,新創民營企業往往都缺少銀行所需的抵押擔保,於是融資困難,生存不易。根本解決之道,是要金融改革,活絡金融資本市場,讓企業能夠在金融市場
直接融資 ,減少成本較高的銀行貸款的
間接融資 ,這尤其可以扶持新創的尖端科技,以與美國競爭。
美國的
金融業 是當今最為先進的,
華爾街 的創投公司幫助了700多家的
中概股 公司赴美上市,例如,號稱「中國星巴克」的「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 曾在短短18個月之內就「極速」登陸美「
納斯達克 」,股票市值達42.5億美元,而最高市值達129億美元。但這個飲料零售業的中國傳奇在營收造假事件後,如流星般的迅速殞落,股價從2020/1月的約50美元的高點慘跌逾90%至2020/4/6日的4.39美元。(見拙文
深度解析美股上市「瑞幸咖啡」假造事件的市場教訓─美股的本質(19) )
然而,先進的美國
金融業 之銀行監管的軟肋是其難以逃避的代價,前有
雷曼兄第投資銀行 倒閉引起
2008年金融海嘯 ,今有英國《
金融時報 》2023/3/15報導的,美國銀行業監管機構現在認定:兩家中型銀行——
矽谷銀行 (Silicon Valley Bank)和Signature Bank——的倒閉構成系統性風險,因而要求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FDIC)向這兩家銀行的儲戶全額償付,包括不在存款保險覆蓋範圍內的存款。
美國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FDIC)前主席
希拉•拜爾 說:「更大的問題在於美聯準過於迅速地退出實行了14年的
寬鬆貨幣政策 。當利率上升時,金融資產的市場價值下降,而銀行持有大量金融資產。美聯準需要暫停進一步加息,以便有時間評估加息對金融體系的影響。監管機構需要審查所有銀行的資本能力,看看它們能不能在被迫出售未到期證券
投資組合 的情況下承受市場損失。監管機構還需要反思在資本和流動性規則下將政府證券視爲基本無風險證券的做法。當利率上升時,這類證券遠非無風險。監管機構認定兩家中型銀行具有「系統性」,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他們認爲整個體系很脆弱。」(見
爲矽谷銀行儲戶兜底,美國監管機構創下危險先例 )
結論:
美國產業空心化,於是美國企圖建立「尖端
邏輯晶片 」產業鏈,違反經濟規律,不樂觀。中國
國有企業 無法移轉海外而有工業門類齊備的製造業產業鏈,中國電動車產業彎道超車歐、美、日傳統汽車工業。中國新創企業要能
直接融資 ,美國監管機構要強化脆弱的美國金融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