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與時間的空間化：《我記得》

朱天文所說的「書寫」套至《我記得》上，便是電影的影像紀錄。「他們在島嶼寫作」第三系列文學紀錄片《我記得》由作家林俊穎執導，拍下「文學朱家」的生活與故事，藉以映照朱天文、朱天心的創作歷程、作品背景。觀影前我心中的期待是伴隨害怕的，心想，朱氏姐妹的書寫如此宏闊，跨度的歷史時間軸之長，轉化成影像後，這軸線要如何被攤平成「敘事」？而我如此喜歡《我記得》便在此，林俊穎將敘事的時間性，幻化為空間性，如此「空間化」的過程，使得不可逆的光陰，成了可循跡回訪的一座座「古都」，而又，在對這些古都開展的「微物」紀錄中，「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是故對著開放的「空間」（時間）呢喃一句 ──「我記得」（《我記得》）。

《我記得》從辛亥路上的朱家出發，而我想那便是林俊穎選擇的最適切的主要敘事場域，其包含了時間與空間——當下此時的這棟房子，朱家之宅濃縮了《我記得》所欲追溯的朱氏歲月之廣。將時間「空間化」的敘事手法由此便可見。雖說從朱家「出發」，但電影的首幕其實就已離開朱家——三姐妹在墓碑前為父親朱西甯上香，而此一「離開」使得朱宅這個全然的空間場域，和時間、回憶、歷史產生連結，我們熟悉的敘事時間線，始與空間產生互動，纏繞著朱宅而生；同時，「離開」也指涉朱西甯的離世，即舊歲月的逝去，而「離開」的時空雙關互涉，亦點出了紀錄片處理的母題：回憶、故人、與舊時代。

舊時代記憶是《我記得》所欲談的一大主題，而片頭的第一次離開朱宅，正是來到墓園，朱西甯象徵著父輩一代，也同時與朱天心、朱天文的年少歲月交疊，所以來到北一女，來到「三三」歲月，悠悠徐行《擊壤歌》中飄雨的羅斯福路，聽見胡蘭成的教學聲，此可謂啟蒙的年代。《我記得》大篇幅鋪陳兩姐妹這段「三三歲月」，透過訪問當時三三文學圈中的人們，重現當年如若沙龍的刊物聚會；透過鏡頭中的當今空間，再現舊時的思想與文學繁華。本片以聲音與書信作為回憶手段，再適切不過，那些離本體刊物不遠，卻又不完全觸及其本身的瑣碎密語，它們在回憶的維度裡慢慢建構出過去歲月的形貌，我想那是一種時空的「旁敲側擊」，圍繞著文學，林俊穎如此以影音，重回逝去的歲月，以外於文本的言語、遠離當代的時間，帶領觀眾重讀文本，因此與其說所有拍文學作品或作家相關的影視都是種文本再詮釋，毋寧說林俊穎同為作家，於此提供的更像是一種「閱讀方式」與「切入點」。

切入點即前所述的「主要時空場域」，閱讀方式即為將敘事「空間化」。朱宅既是紀錄片中所有朱家身邊的人物進出穿梭的場所，也是跨時空記憶與事件交疊處，林俊穎似乎想透過《我記得》，讓受訪者對話，也讓這些看似位於不同時間軸上的回憶有彼此對話的可能，以及最重要的，與「當下此時」、「這棟房子」中的「我」對話，也就是朱氏姐妹。「當下此時」、「這棟房子」、和「我」皆表現了強烈的主體存在意識，不只反映了朱天文、朱天心面對回憶的態度，也或許是這部紀錄片的意義——記憶的洪流沖刷，但佇立其中的我們，明白自己身在何時、何處，不被侵蝕，不被吞噬。不若電影《王牌冤家》中海邊的房屋，在潮水中覆沒，《我記得》鏡頭中的朱宅，屹立存在而為一切回憶的啟程站。

啟程上路後，在已空間化的時間中離題、迷路、繞行。

如同朱天文於片中提及其以卡爾維諾的「離題」為書寫策略，如時間中逃逸，如花園中迷路。而如此「離題」建立在將時間敘事空間化的脈絡上，當時間成了空間，由一點到另一點的距離變成了航程，而我們偏離直線航程，繞行以拉長距離，如果說朝未來空間前行時，離題能讓我們遠離盡頭，那麼當我們朝過去溯行時，繞行則讓我們在迂迴纏繞中，建構更完整而立體的記憶之都。《我記得》以朱天心的政治參與和朱天文的電影之路作為一種「繞行」，看似偏離純文學與創作，實則正是影響兩作家創作極深的「離題」，而我想這也是林俊穎有意識透過紀錄片呈現的「外於文本」的人物生命切片，本片並不扣緊作家的一部部作品，探問創作理念與內容，然在繞離文學和創作，而靠近由其而生的其他「參與」，我們便明白，之於作家，生命的離題，乃是滋養；之於追憶，時間的離題，乃更廣闊的空間建構；而之於紀錄片，敘事的離題，為觀眾／讀者開展了更多元的閱讀取徑，於是她們倆離文學更近，離逝去的時間更近，我們也更靠近她們，透過影像的繞行，更靠近文字。

如同評論家言朱天文的文字承繼了張愛玲，而展現了一種華麗而蒼涼的「微物書寫」，林俊穎在影像上的離題亦如是。片中他拍朱天文房間裡的書桌，透明潔淨的玻璃桌面，如同一面鏡子，映著徘徊空中的天光、雲影，是幽微瑣碎的生機，卻也是《巫言》的創作歷程切片，拍下此書桌一舉，捕捉了作家的幻想，而玻璃桌面正像是書寫時稿紙以外的畝地，是讀者僅僅透過文本難以完整建構的，但透過紀錄片的「微物」拍攝方式，林俊穎把存在於朱天文私人空間的雲雨，落降於影像中，空間因而擴大，是謂離題後，微物建構。

對朱天心來說，〈古都〉是其書寫轉捩點，她從台北成出發，以憂鬱的目光探問「古都」的多重身世，歷史與記憶的課題，在她的文字中，被落地畫為一張地圖，時間就是空間。我想對林俊穎來說，若要以訪談創作者方式，去觸碰〈古都〉的政治潛意識，恐怕花上一宿也道不盡、說不清，所以他再次地離題，「古都式」地偏離，鏡頭隨著朱天心，走過台北的街巷，在現今的城市中繞行，以抵達過去的都城，時而讓觀眾能馬上辨認空間的大遠景鏡頭，時而以中特寫拍著漫步的朱天心，她對著鏡頭談些無關緊要的小事，然後我們感覺時間被抽格，而能在其中捕捉已逝的光陰。如同《天亮前的戀愛故事》（Before the Dawn，2020）漫遊在迷霧和霓虹交織的城市中，尋找幻影詩人翁鬧，林俊穎則在陽光灑落、車水馬龍的現代台北，尋覓「當時的朱天心」，兩位被尋覓的對象均未現身，我們卻已在離題的繞行與漫步中，徐徐看見疊影著過去與現在的都城，記憶和歷史之重，被開闊的城市接住、容納。

紀錄片末，我們再次回到朱宅，所有從這個主要場域放射出去的時空巡禮，最後都再次纏繞而回到現世與本體，如果說這趟離題繞行，必須抵達一個終點，朱宅作為空間上不變的啟程與歸途，其質卻已有所不同，添附的是一種時空的雙向容納和開闊性——過去、現世、和將開展的未來，均安止於此。對林俊穎、朱天文、朱天心來說，當從世紀末的華麗走向現代蒼涼時，唯有對過去的時間，投以謙卑憂鬱的眼光，在時光的古都中繞道徐行，方能真正感受「時間」，是以抵抗遺忘。透過《我記得》，林俊穎嘗試「記得」，清麗淡雅，瑣碎而平易，文學的政治性太重，歷史也太重，所以他不談「時代」，而在影像中，予她們，予我們「時間」。

𓁼 文章同步刊於《潺時》ISSUE.19：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