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對自己認識的不夠多，在於你離自己的距離太近

「你理解錯了！」

老周又在團體中，焦急地否認其他人對他的反饋。

老周的樣子就像一位非常肥胖的人，他著急要證明自己並不如大家所想的那般不健康，於是開始擺動他的身體，企圖用靈活的動作說服大家把注意力從他身上移開。但這動作本身就是吊詭的，因為當一個人越是動作，大家就越會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同樣地，這就是「辯解」的吊詭。

一個人的辯解，在於使他人的注意力從自身轉移，企圖讓他人把注意力挪到他處。

比如當一個人設想：「大家都在看我醜陋的鼻子！」，或是「大家看著我的眼神皆憂心忡忡，他們肯定怕我受傷！」

如果他不急於辯解，可能大家的話題很快就會轉向，或是他們的注意力終究會隨著其他事務轉移。

但辯解的目的和行動總是形成矛盾，辯解吸引他人的注意，使他們不得不關注，有時甚至致使他們不得不回應，把辯解變成一場對話，而這場對話使雙方都陷入回應中，難以從這個辯解者想趕快結束的連結中「爬出來」。

但老周說得越多，並沒有使團體中的其他成員對他產生更多理解。成員們接收到的是另外一個訊息，就是「給予老周反饋是吃力不討好的一件事，因為無論我們給他什麼反饋，他都會告訴我們『你們錯了！』」。

漸漸地，老周在團體中得到的反饋越來越少。

剛開始，老周感到自在。但隨著話題進展到他這一方就出現停滯與轉向，老周開始意識到自己一定程度被孤立了。

團體的帶領者覺察到這件事，於是在某次團體進行時，帶領者就這個現象，拉著全體成員一起討論。

帶領者先分享自己的觀察，然後請老周分享他的感受，而老周先是自我表述，然後開始提出帶領者觀察中，他認為不符合自我認識的部分。

老周說得越多，越呈現出自言自語的樣子。迂迂迴回地，他又回到自己身上。再一次，老周和其他人斷了連結，就像他極為不適應這回事。

我想起之前教書的時候，每個班級難免都會有幾位「搗蛋鬼」，無論他們的意圖為何，他們都會打擾課程進行。

有段時間，我採取的手段是將課程吵鬧或被打斷的時刻告知學生，然後用碼表計時，等下課鈴響，就讓全班站著感受他們在課程中浪費的時間。比如這堂課，因為學生打擾課程進行，浪費了一分鐘，大家就在下課鈴響後，安靜站一分鐘，去感受這一分鐘有多長，可以多學到多少東西。

後來，我不再採取這種方式。在我不再採取這種方式後，我還對每班同學都陳述了我的原因和目的。

我不再這麼做的原因，在於這麼做對學生不公平。

對於那些認真上課，該討論時討論，該傾聽時傾聽的學生，他們理當受到贊許，而不是陪著那些搗亂的同學一起受罰。

受罰也好，得到贊許也好，都該是「個別化」的，按照學生的各自表現來處理。

我跟學生解釋完，課堂的秩序反倒改善了。

因為認真聽課的同學，他們的權益得到保障，不被所謂「集體榮譽感」之類的道德觀綁架。而不是很認真的同學，在知道他們將為他們的不認真學習、影響他人上課付出代價，但他們可以避免這件事，且再也不能將自己隱藏在團體之中，他們也變得慎重起來。

這就是集體有趣的地方，當一個集體的帶領者（可能是一個班級的老師、某個心理團體的帶領者，或是一個社群的管理人等），他將一個虛構的集體教條架構在成員身上，他就消弭了成員的個體性。

這使成員得以藏匿其中，他們被迫「去個性化」，但這容易使成員的表現逐漸變得平庸，因為原本表現突出的人，他們的突出被迫與那些表現一般，以及表現不佳的人趨同，這使他們失去奮進的動力。

而那些影響群體的人，他們發現他們即使影響群體，得到的代價和其他人沒有區別，這也使他們發現，他們無須反思與修正他們的行為，反正最後和那些認真負責的他人之間，大家得到的都是同一個結果。

換言之，集體主義的榮譽感，往往更容易驅使一個群體逐漸走向榮譽的下限，而不是上限。因為真正的公平被虛假的公平取代了，那虛假的公平就是所謂的「集體榮譽感」，但集體榮譽感若少了「個人發自內心的榮譽感」，少了這份自我要求，集體榮譽感就成了帶領者的幻想，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

畢竟集體是由個體組成的，而非反過來。

人的兩面性，也包括人的矛盾性，而個人的矛盾性會在團體中顯現出來。

無論在我當老師，或者在心理團體中擔任帶領者，我都在面對每個個體時，同時面對著他們的矛盾性，面對你我皆須處理的人生課題。

有時，一個人一方面訴說自己要什麼，但同時背後有著他拒斥的某個意向；有時反過來，他不斷訴說他的拒絕，但拒絕背後是強烈的欲求。

西方藝術將之形象化地呈現，一個人總是能聽見內心的天使之聲，又同時聽見惡魔之聲。可是更多時候，我們可能只聽見一種聲音，且我們無法分辨這個聲音來自天使，還是惡魔。這就是矛盾的問題所在，我們連在天使與惡魔之間做選擇的機會都沒有，我們處在某種不自知的朦朧狀態，進退維谷。

通過團體成員以彼此為鏡，互相看見、傾聽、表達與交流，就有機會讓每個人從不自知的朦朧狀態中得到澄清，這個澄清也許在一個階段令人難以接受，但唯有澄清之後，我們才能從進退維谷的迷霧裡選擇一個方向。

畢竟無論是天堂，或是地獄，如果那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我們便有機會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從存在心理治療的意義來說，這就是自由，亦是諮商的目標。用某種白話的說法，「要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

沒有人能脫離他人生活，我們每個人雖是個體，但都是「關係中的個體」。

要解開自我的問題，不通過與他者的關係，回歸連結中去自我剖析，能夠獲取的自我面貌永遠是殘缺的、不全的。

「關係」會放大我們的矛盾性，這不是壞事。

諮商的誕生，就在於通過諮商與來談者之間的關係建立，使得一個人能將其自我的矛盾性「拋向」另一個和他一樣的個體，這是共情的根，也是諮商發揮作用的方程式。

走向集體，不意味著要和集體保持一種虛假的融洽，那就陷入前面說的虛假的公平，走向平庸化的集體榮譽感。

集體是個體組成的集體，我們都有力量通過展現自我，在互動中去改變這個集體。換言之，我們都是集體的成員，同時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帶領者。

刻意的格格不入，無法與他人產生連結，這經常成為一個人尋求諮商的原因。他不知道怎麼在集體中生活，他不知道他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時，與集體的格格不入就成為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其癥結就是矛盾性，那需要我們認真的去傾聽我們自己，並通過關係去劃開一個個新的視角，然後我們才能看見、改變，並真正為自己如何而活做出決定。

當我們走到這個階段，格格不入就不會像是一場外來的感染，而是我們自願給自己刺上的文身。

作者：高浩容。哲學博士，前台灣哲學諮商學會監事。著有《小腦袋裝的大哲學》、《寫給孩子的哲學思維啓蒙書》等著作。公眾號："容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