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財產的自由與分配正義〉2023-06-18
相較於古代，我們的生活水平與便利程度無疑是高的。在現代國家裡，即便是收入水平較低且較不穩定的人，我們也有相對充沛的現代資源可以使用。半夜肚子餓時，走進便利商店，隨手買一個泡麵或便當，當場加熱，在冷氣和電燈下一邊滑手機一邊吃，這樣對我們而言不算奢侈的行為，是古代的帝王與貴族都難以享受到的。
但我們並不覺得自己像帝王一樣富裕，甚至會覺得這樣的生活無法滿足自己。從「生物基本生理需求」的角度來說，我們的這種感受是有些不夠知足。但在大眾明明都知道當前社會的科技與經濟水平與古代完全不同時，去要求人們對比那樣的狀態來「感到知足」，是很難具有說服力的。
在資訊發達的現代社會中，我們知道這個時代有這個時代的貴族生活。倒不是說人人都嚮往成為那樣的人，我們也無須去鼓勵人們追求財富或以那樣的生活做為目標。但我們從這些「貴族生活」中，能夠察覺自己為什麼沒辦法像一個從古代穿越到現代的人那樣，在便利商店的一餐中感受到完整的幸福感。與便利性與舒適性同樣真實、甚至更加壟罩在我們意識之中的那個關於自身處境的理解背景是：過大的貧富差距與過小的個人自由。
而這正是「分配正義」討論的核心張力。
社會主義者對Libertarianism的批評
有選擇權的一批現代人選擇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作為當代社會的架構，這批現代人給出的理由是：為了在確保個人自由的前提下，提供對企業與個人足夠的社會發展動機，完全不受干擾的資本市場是最佳解答。
這種思路認為，自由經濟能夠促進資源更有效率的分配，也能讓有能力的個人或企業因為追求利潤而將資本和才能再投入到那些社會最需要或想要的領域上。在這個過程中，有能力且承擔了較高風險的個人或企業被完全自然地允許獲得更大的收益。去禁止他們這麼做或剝奪他們的收益都是對自由的侵害、也會阻礙社會的進步。
在這樣的觀點之中，沒有初始資本的個人之處境並不被關心。在「總體社會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如我們最開始說的，相較於古代社會，我們已經擁有更多），Libertarianism (常見的翻譯是：「自由放任主義」或「自由至上主義」)認為我們的確可以鼓勵富人透過贈與或慈善去改善窮人的生活，但不應該由政府強制執行。
這種觀點認為，政府存在的功能是去維護一個良好的環境，讓參與者可以不受干擾地經營自己的經濟生活，不受敵國或犯罪的滋擾。稅收可以用來保護人民和完善這些環境，但如果對富人徵稅去補貼窮人，無疑是強迫社會中的一些人無償為另一些人工作，是在讓有錢人成為窮人的奴隸。
這樣的說法對社會主義者而言顯然是荒謬的。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與基進程度，在此會做一定的簡化，旨在捕捉多數社會主義觀點能共同支持的基本觀念）並不認為富有的人能夠正當地宣稱那些財富屬於他們自己。
從社會主義的角度來說，這些科技與經濟的果實應該要能是整個社會中的人都能享有，政府應該要透過福利制度乃至於一定程度的計劃經濟去控制資源的分配，來讓社會進步的果實不會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社會主義者注意到，資本主義造成了巨大的浪費與不正義。我們看到當某些商品被認為有巨大的利潤時，人們會蜂湧到相關的領域之中。在這個過程裡，我們會生產過多的該貨品，甚至會過度迷失於該商品的交易價值而造成嚴重的經濟泡沫。
從鬱金香泡沫到虛擬貨幣泡沫，這些商品經手過無數從來不關心其實用價值、甚至也不相信其有實用價值的投機者手中，這類商品與交易行為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於事物價值的判斷標準。使得一切事物、乃至於人的行為進一步商品化。人類活動與產出物的價值從其實用價值一點一滴偏移到交易價值上。品牌與宣傳成了整個「生產－銷售」過程裡面投入最多，也帶來最高報酬的環節。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多數人同時作為最底層的員工與消費者。透過購買商品，我們資助資本家，好讓他們有更多的資本繼續他們對我們的剝削。不同立場的社會主義者相信，我們需要透過政策去在前端就讓生產工具屬於工人、或者在後端透過更高的稅收將資本家獲得的利潤一部分歸還給其他人民。
諾齊克的「籃球巨星例子」
諾齊克（Robert Nozick）不同意以徵稅作為財產重分配手段的觀點。他以籃球巨星的例子為Libertarianism提出了一個反對透過稅收進行財富再分配的例子：
在這個假設的理想社會裡，基於某種公平且正義的原則，每個人的財富已經被適當地分配過。在這個理想社會中，有許多人喜歡看籃球巨星柯瑞（雖然在諾齊克的時代是張伯倫，但我們換成柯瑞吧）打球。每個人都願意花門票錢來看柯瑞打球、願意買它的周邊商品。球團也和柯瑞約定好了一個符合比例的薪資。一個球季下來，柯瑞和勇士隊的老闆比其他人變得富有許多。之後，他們會運用這些財富，去為自己創造更多財富。貧富差距就會一點一滴地擴張。
根據諾齊克，如果我們認為這樣的財富分配不正義，那我們有兩種選擇：一是禁止一些交易，譬如禁止大家買門票看球和買明星球員的周邊商品；二是我們要不斷地進行財產重分配，譬如抽非常重的稅，來讓柯瑞和勇士隊老闆不會變得「不正義地有錢」。
對諾齊克來說，這兩種選項都妨礙了人自行安排自己財產的自由，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使得「個人財產」的意義難以維繫，也讓柯瑞這樣在職業上有成就的人的努力無法屬於他自己。
諾齊克的觀點具有一定的說服力，但它並不如它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與分配正義的想法完全違背。事實上，諾齊克仍然強調了一種關於分配的正義觀點。他認為，我們去看待分配正義時，不能只看分配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去檢視分配的過程。
在籃球巨星的例子裡面，諾齊克之所以認為這樣的貧富差距沒有問題，是因為在這之中，每個人都是自願的。勇士老闆自願花錢經營球隊、聘請巨星，柯瑞自願拿那樣的薪水打球，球迷也自願付門票前進場觀賽。這個過程並沒有不正義，去因為最終的結果來說它不正義是不恰當的。
我們欠缺Libertarianism所需的「正義社會」前提
但當我們去檢視當前各個社會的經濟分配狀況就會發現，當前的經濟分配狀況遺留了很多歷史性的不正義。族群的壓迫、殖民經濟、土地強佔等問題在幾十、幾百年前就已經讓人們之間不存在諾齊克式分配的基礎。所以Libertarianism 事實上沒辦法直接將諾齊克的觀點套用在實際狀況中。
另一方面，我們也在當前的勞雇關係與消費關係中看到不正義。在多數的勞雇關係中，勞工並沒有得到完整的和資方就薪資與工作內容談判的權利。多數的勞雇契約並不像諾齊克理想中的情境那樣每個人都自願。人的消費選擇也並不百分之百由自身決定，而是已經被不平等的財富現狀所影響，被動地去接受那些「CP值相對高」的選項。
我們生活裡更高比例的消費不是「我想要去看球來滿足我的休閒生活」，而是食衣住行，而我們的選擇又直接跟我們的薪資購買力和當下的物價水準息息相關。很難說我們完整地擁有諾齊克設想的那種足以讓其被視為正義的自由選擇狀態。
而對於不同工種、階級、種族、性別的薪資水平差異也讓我們與那種理想的正義社會更加遙遠。在這種現實條件下，一方面對富人課徵更多的稅收、另一方面積極去調高基本收入（除了絕對值，更需要去考慮單位財富的購買力），是當前政策特別需要考慮的方向。
我們尚未進入「弭平貧富差距和保障個人自由」有所衝突的社會狀態，事實上，多數社會中的富人稅或累進稅率比例都還是相對不足的。在台灣，金融投資或經營公司所要負擔的稅率更是相對低廉。往好聽的說，的確是鼓勵資金回流台灣，但這些回流台灣的資金，又有多大程度會提升社會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在我們的社會能夠好到不需要對富人課重稅也能讓每個人得到足夠正義的資源分配前，收入已經比較高的人請盡可能更心甘情願一點地繳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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