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世界有沒有哲學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一方面來說,我們可以在佛教思想與道教思想中梳理出一些形上學概念,儒家思想裡也有倫理學的一些說法。但從現代哲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很難在那些「東方」經典裡面找到系統或論證。
當然,這並不是在說那些思想都是胡說八道。而是,它們的書寫方式和成書目的都與對西方哲學傳統而言典型的那種哲學不太一樣。那些東方「哲人」沒有用系統的方式談論,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想要(也沒有需要)這麼做。
用一種相對簡化的方式來說,東方的經典不怎麼進行抽象與進步式的思考,而幾乎總是帶著較強的實用與保守性格。這也使得它們沒辦法嚴格地區分出形上學和倫理學,並且「應然」與「實然」經常是混為一談的。
譬如儒家思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是在說不同階級地位的人應該要有符合那些階級地位的樣子,但這不只是一個關於道德行為的倫理學宣稱,也是一個關於這些地位的人應該「是什麼」的本質論宣稱。它並不是用「理由」來討論什麼事情該做什麼事情不該做,而是用「禮樂」去直接做出行為規定。
雖然西方思想中也有很多從聖經而來的教條化思想,但他們都需要經過一定程度的轉化、論證與思辯才能通過哲學的「審查」。東方思想卻藉由儒家「聖賢」(在這個框架下,釋迦摩尼、老子、乃至於千年之後共產主義領袖的言論也都被作為「聖賢」的話來理解)與封建官僚體系的結合,將本該被理解為「風俗習慣」的種種規範變成了理所當然的固化階級關係。在這個基礎上,許多抽象概念都被早早地加上了價值判斷,也影響了我們日常的語言使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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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明顯,且每個人都碰到過的概念是「乖」和「孝」。這兩者都很難被翻譯為英文,前者有「服從」的意思,但又不完全如此。它要求的甚至比服從還要多,幾乎是「靈巧地揣摩上意,做出令上位者滿意的行為」。
令人更不適的是,它通常首先被用在小孩身上,也就是說這個詞彙預設了一個鮮明的上下關係:所謂的「輩分」、所謂的「長幼有序」。在這個基礎上,孩童被認為應該要「乖」,應該要活成那種特定的、人見人愛的模範生樣子。
「孝」也不能等同於「對家中長輩的敬重」,它同樣是建基在儒家文化,某種意義上就是「成人也需要做到的乖」。在這兩者中,行為被直接連結到某種道德結論,而不需要經過理由。你應該要這麼做的原因就是「子子」,為子的人要做為子的事。所以過去有「養兒防老」的觀念,因為當人成為了父母,他便可以無條件地要求子女服侍。
同樣的,很多如今的上位者或許真的如其所言「我以前也是這樣苦過來」,但他的腦筋不會是「我不希望其他人受我當時受過的苦」,而是底下的人就是應該服從,而一旦到了我所處的這個位置,我就本質地有權可以叫別人照我的意思做事。
這可以是某種特有的哲學觀點,但由於這些觀點在漫長的歷史裡面並沒有被思辨地挑戰,而是被自然化成一種「社會關係的本質」。所以當其他選項進到過去屬於儒家文化圈的地區,改變就會受到更多保守力量的牽制,尤其,這種保守力量已經深入語言。
同時,中文裡的「因果」也比英文中的「導致」或「起因」有著更多其他的意涵。由於這個詞彙當中的佛教因素,我們在思考事情的因果關係時,會更有那種「什麼因就會導致什麼果」的一一對應,並且這種對應還經常伴隨著如「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道德判斷。
我們更發展出了「誰『害』的?」這樣的語言。即便是一個沒有人格的對象--譬如颱風,它也可以「害」飛機延誤、「害」公司經濟損失。這種語言慣習使得人們沒辦法抽象或中立地看待一件事情的發生導致另一件事情的發生,而必須要給在表達前因後果時直接給它一個價值判斷。這也加深了人們善惡二元的思考慣性。
譬如當有人說到颱風帶來的雨量為水庫補充了多少儲水時,會有不明事理的人罵說「所以你要說颱風是好的嗎?」,彷彿颱風一旦造成損害,它就是「邪惡的天災」,不能有任何的「功勞」。而如果它沒有造成任何災害,讓我們「賺到假日」還補充水庫,它就是一個好的、「乖的」颱風,它才可以被稱讚。
這也從語言層面就讓我們在事件發生時,更容易把話題導成「追究責任」而非「探究成因」。這使得人們不必也不願追根究柢,只要找到了「兇手」,盡速把它處理掉。就像看到發霉的地方,削掉了就可以吃,裡頭是否有菌絲不重要,反正眼不見為淨。
在這樣的社會與這樣的文化積習之中,想要一蹴而就、一勞永逸地直接導入其他國家與文化數百年逐漸發展出來的觀念是困難的。我們若想要推動一些改變,或許有很多很基本的差異需要回到語言與思想傳統裡面重新去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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