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30日，社群平台X（前身為Twitter）用戶 @Pyongyang_cui 發表一則引發廣泛共鳴的言論，提及「傻子共振」這一非正式術語，意指「當低智商、低認知的人透過網路聚集，彼此肯定與壯膽後，反而更加確信自己的錯誤認知」。這種描述雖帶有嘲諷語氣，卻生動指出了數位時代下認知偏誤的群體放大效應，值得我們嚴肅看待。 在台灣社會中，我們也不難觀察到此類現象。例如，網路上常見有人堅稱「台灣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主張「中國共產黨其實是個民主政黨」、或相信「中國和平崛起，從未威脅他國」等觀點。
這些論述表面看似自信從容，實則建立在資訊選擇性的誤讀與回聲室效應的累積之上。當這類錯誤認知透過社群平台獲得共鳴與強化，便產生了類似「傻子共振」的現象，使原已偏頗的觀點更加根深蒂固，並進一步影響公眾討論與政治判斷。 一、數位時代下的認知環境變遷 進入數位時代以來，人類獲取資訊的方式發生根本轉變。社群媒體、即時通訊與演算法推送機制，使每個人都活在量身打造的資訊環境中。這種資訊過濾機制雖提高使用者便利性，卻也使人更容易落入「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與「回聲室」（echo chamber）的陷阱，只接觸到與自身信念相符的資訊，強化原有偏見，排斥異質觀點。 這一現象與認知心理學中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密切相關。人們天生傾向於尋找能印證自我立場的證據，並忽略甚至敵視與己相左的資訊。而當這樣的偏誤透過群體互動放大，就會產生社會心理學所謂的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現象，即同溫層內的討論反而導致立場更趨極端。
二、「傻子共振」作為群體認知失衡的隱喻 雖然「傻子共振」並非正式學術術語，但其背後的意涵，卻可從多個既有理論加以說明： 1. 群體認同與社會認可在社群媒體上，按讚、轉發、留言等行為構成一種集體互動儀式，讓個體感受到自己「被理解」、「站在多數」的一方。即使某個觀點在事實上站不住腳，只要有足夠人呼應，錯誤認知也會被重新包裝為「被主流忽視的真相」。
2. 資訊過載與認知簡化
當資訊洪流過於龐大，個體便傾向依賴簡化模型做出判斷。例如一句「中共崛起是世界和平的機會」遠比深入理解地緣政治與軍事擴張更容易被接受。這種依賴標語與情緒的認知模式，助長了不經驗證的觀點在網路上迅速傳播。
3. 去個體化與責任稀釋
網路的匿名性讓人更容易表達極端甚至荒謬的立場，卻無需對言論後果負責。於是，虛假的說法、謬誤的論證乃至仇恨性的語言，都在平台上獲得生存空間，進一步構成「傻子共振」的共鳴場。
三、台灣社會中的錯誤認知實例 在台灣公共討論中，類似「傻子共振」現象早已有跡可循，尤以政治認知為甚：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的自我否定式敘事：忽視台灣事實上擁有完整主權與民選政府的現實，只因在國際政治中未獲聯合國承認，便主張「台灣應回歸中國」。 將極權制度美化為民主樣板：某些聲音將中國共產黨包裝為「高效治理」、「民主集中制」的代表，否定其一黨專政、言論管制與打壓人權的本質。 對中國軍事行動的和平想像：面對中國對台軍事威嚇，部分人仍堅信其「和平崛起」言說，將明顯的威脅合理化為「文化交流」或「同胞關懷」。
這些錯誤觀點若未經檢證地持續被群體認同與傳播，便成為對民主制度與資訊環境的潛在侵蝕力量。
四、應對之道：從認知重構到制度設計 對抗類似「傻子共振」的現象，我們需從個體與社會雙層面進行努力： 提升媒體識讀與認知反思能力：推動媒體素養教育，使公民能辨別資訊來源、理解言論背後的立場與目的，養成批判性思考的習慣。 鼓勵多元觀點與異質互動：打破回聲室機制，營造安全而開放的討論空間，讓意見對立者能進行理性對話，而非落入謾罵或逃避。 推動平台演算法透明化：要求社群媒體揭露資訊推薦邏輯，避免資訊環境過度同質化，促進資訊多樣性與平衡性。 倡導認知療癒與集體自覺：藉由心理學中「認知再建構」的技巧，引導個人檢視自身信念，避免陷入過度簡化與情緒化的判斷。
五、從共振回歸共識(代結論)
「傻子共振」是一面鏡子，照出數位時代人類心智的脆弱與群體思維的危險。在這個資訊可輕易操控、情緒能迅速蔓延的時代，我們比以往更需要理性思辨的勇氣與公共理性的堅持。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看似喧囂卻空洞的共振聲中，尋回通往真知的沉靜回聲，重建民主社會中真正有根據、有節制、有良知的集體認知。
《旭海》水波紋畫(原作者王美玥授權)
《滄海一聲笑》油畫(原作者王美玥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