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們用學術巨頭的方式，簡述了拜占庭這一標籤如何在五百多年的時間，「被發明」成了一個學術領域。
雖然這是先賢先烈回首過去，痛陳缺失而描述出的「研究前史」，但研究就是要向前邁進的。在二十世紀以來，也逐漸誕生出一些看法，重新檢討這樣拜占庭研究這樣「被害者角度」的前史是否適當。本板引用的Nathanael Aschenbrenner 和 Jake Ransohoff，即整理了以下幾種看法：首先，傳統的看法將「研究前史」切分成四個階段，每個階段用幾位學術巨頭當代表（例如吉朋和伏爾泰就算是啟蒙時代的代表）。這可能會使人誤以為，整個時期的學術風潮，都是「同質性」的。啟蒙時代的學人，對拜占庭的想法都跟吉朋一樣嗎？不見得吧？
可能會有人覺得，這種見解只是「也不見得沒有！」的嘴砲而已。何況那些不同於吉朋等人的學者，影響力又沒有吉朋大，為什麼要重視呢？
然而，細究下來，就發現這種「空缺」，反而是一種值得關注的研究史缺失：數百年下來，存在有無數關於拜占庭的批註、筆記、評論，但無人做過適當研究。換言之，「吉本」等人之所以在研究史上佔據這麼大的地位，純粹是回顧研究極端不足、導致大家「只知道吉朋等人」的結果。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就來到第二點了：傳統看法過度關注所謂的「大部頭研究著作」，而忽略了，在現代早期至十九世紀的時間，很多智識成果的表現方式，並不是只有寫個長篇巨製的論文、書籍而已。
在知識人物之間，音樂、戲劇、談話、演講、沙龍聚會、隨手筆記批註……有無數種記下對拜占庭看法的方式。這可能對呈現一個世代的智識人物之拜占庭看法，有相當重要的史料意義，但並沒有很多學者予以重視。
第三點，就是談到「世代」了：雖然很多時候，學術史被簡化成是一個個孤立在世間的學術巨頭薪火相傳的結果，但學術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形單影隻的鎖在房間裡搞出來的東西，而是一個個「社群」間互動下的產物。
比如說，要看吉朋對拜占庭的想法，那就不能只看吉朋。誰跟吉朋有聯繫、吉朋的朋友對拜占庭有什麼看法、當時哪些學術機構贊助拜占庭研究、為什麼贊助、時人關心的問題是什麼——學術史在一個與當代社會互動的社群網路中觀看，會顯得更加生動而有意義。
而當我們把知識社群的研究興趣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打開來看，就會發現，很多時候，並不是「喜愛拜占庭」、「鄙視拜占庭」這樣截然二分的區別，人們就「拜占庭」這一廣泛標籤，有著相當含糊的看法。
例如，在文藝復興時期，有一位學者相當討厭拜占庭，這麼說來他認為拜占庭不值得研究囉？那又不是：他實際上還是把討論拜占庭，當作是回應如何解決當下的危機（鄂圖曼帝國）的一種方式。人們跟著又發現，這位學者居然是不把古典希臘和拜占庭做明顯區分的，這就使人反省以前的一種看法，即「文藝復興運動人物是喜愛古典希臘羅馬文明、討厭拜占庭」了。
而最後，我們可以進一步來討論「所謂拜占庭人」自己的看法，我們跟著會發現：帝國子民並不是純粹被研究、毫無還手之力的客體，他們自己也是拜占庭研究的建構者之一。
由於拜占庭帝國晚期，相當多的希臘學者逃到西歐去貢獻知識，他們自然而然，也就成為「何為拜占庭」的第一手回答者。他們深受西歐當時的環境影響，自己做出了討好西歐知識圈的選擇——有些希臘學者發現，扮演著「半文明的希臘」遠比自高自傲地說是「希臘、羅馬文明的正統傳人」更能吸引歐洲人的注意力。
另一方面，這些希臘人並不是全然無感於帝國之墜落、只顧著自高自大而已。今日研究者們就發現道，吉朋那個什麼「羅馬帝國墮落論」，居然源遠流長，最開始是拜占庭人自己講的。出生於君士坦丁堡的學者，格彌斯托士．卜列東（Georgius Gemistos Pletho），就在極端推崇古典希臘時代的同時，把拜占庭看作是斯巴達城邦的「下位、墮落版本」。而卜列東可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當紅炸子雞，有著一大批歐洲的徒子徒孫呢。
總體看下來，可能會讓人覺得「原來傳統看法一無是處！」或是相反「批評當然很容易啊！」不過研究的本質就是要一層一層推進的。傳統看法既非一無是處，批評的目的，理論上也只是要讓人們了解「我們知道的還不夠」並且可以往哪裡繼續深入。正如我在大學時一位教授告訴我的，「知識不是對錯，而是層次深淺」，「拜占庭研究前史」的討論，也正在努力向下挖掘之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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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第二十三屆拜占庭大會發行的郵票
圖片來源：
Wiki Commons, "23rd Byzantology Congress, 2016 post stamp of Serbia.jpg"
資料來源：
Nathanael Aschenbrenner and Jake Ransohoff, "Introduction", 《The Invention of Byzantium in Early Modern Europe》(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 pp. 1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