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

從周芬伶的《汝色》到陳芳明的《深淵與火》，走到了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彭明敏這個名字說不定對於大多數在台灣上的人不是很熟悉，但是對於台灣人來說可能就不那麼陌生，我想以首章首段《生命中的三個世界》的內文為始是合適的：

“海島的最後一絲微光，在後面漸漸地消失了。我差不多已經到達了公海，擺脫了國民黨特務的掌握。在我一生中，從未感受到這樣『真正』自由的感覺。過去十四個月的牢獄和近五年的監視，使我實在無法相信我終於能夠從囚禁脫出。

自由的感覺是那麼強烈，幾乎使心身承受不住。更使我興奮的是想到我現在已能公開否認我曾被迫承認而國民黨用來羞辱我的那些『自白』和『懺悔』。我冒著生命危險逃離台灣這個事實，就已完全否定了那個政權和它想毀滅我的各種宣傳。

當我瞻望未來時，忽然領悟到，命運註定要我為著同胞的權利和期望，而公開發言。過去，我一直自認是一個純粹的學人。可是現在，一個新的命運將要劇烈地改變我的全部生活。一種深沉的宿命和幻妙的感覺，貫穿了全身。過去幾十年，我生活過的三個世界，清晰而同時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裡；我種族傳承的華人世界；度過童年和接受早期教育的日本世界，日本曾一度統治過台灣；以及在思想知識上與我關係密切的西方世界，而此刻我正在向它回航了。

現在，我朝向著一片空白而不可預測的將來。不過，有一件事我能確定的，則是未來的生活再也不會與我度過的生活一樣。

我尖銳地意識到，我的經驗證象徵著整個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他們的生涯和他們的悲劇。”

以倒敘法，本書就彭明敏自威權獨裁的中華民國體制逃離作為開始，然而，不能誤會者是這並不是他的結束，因為台灣的悲劇尚未結束，在那個時代是如此，在現在也是如此。

台灣在1895年經清朝據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國後，在1923年出生的彭明敏早年受的是日本的教育，然而在戰後的1946年，返回台灣的彭明敏的見聞是：

“...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之後，直到10月26日，陳儀正式在台北接管台灣行政，其間，日人繼續掌理行政。主要街道修復了，而在清理建築物和恢復公用施設方面也相當的進展。但中國人接收以後，一切都癱瘓了。公共設施逐漸停頓，新進由中國來的行政人員，既無能、又無比的腐敗，而以抓丁拉來的『國軍』，卻無異於竊賊，他們一下了船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但即使如此，我們仍很高興回到了台灣。

隔天黎明，我們便首次體驗了中國國民黨接管後台灣所遭到的改變。在戰前，日本政府在高雄與基隆之間，每日維持十二至十四次準確的火車班次，有的是特快車，有的是平快，還有的是普通車。戰爭對於火車路線並無太多的破壞。

…

在十月移交的時候，火車車輛雖然陳舊，但還是完整的。如今我們發現在中國人經營之下，基隆與高雄之間，每日只有一班火車聯繫。基隆火車站非常髒亂，擠滿了骯髒的中國兵，他們因為沒有較好的棲身處，便整夜都閒呆在火車站。當火車開進來時，人們爭先恐後，擠上車廂。當人群向前瘋狂推擠的時候，有人將行李和小孩從窗戶丟進車裡，隨後大人也跟著兇猛地擠上去佔位子。我們總算勉強找到座位，開始漫長而緩慢的行程。從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風，座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而且明顯地可以看出，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了。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樣骯髒混亂的火車。

…

…無疑地，國民黨正在把我們拉低到與中國大陸混亂生活一樣的水準。”

而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也見證了祖國光復的瞬間：

“1945年10月，消息傳來，中國軍將要在高雄登岸。父親被推選為歡迎委員會主席。...

…

軍艦開入船塢，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中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父親必想日本人不知對這些中國軍隊有何感想。他覺得一生中還沒有像這樣羞愧過。他用日語形容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這些勝利的中國軍隊，是以鄉村的拉伕所組成，他們一點都不理解歡迎會是專為他們特別安排的（他們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導他們的中國軍官既無致詞，也沒有向任何人表達謝意。不久，這些軍隊分散市區，開始掠奪，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還有更多的趣聞是，初來乍到的中國人以為水龍頭裝上牆就會流水、以為理髮師拿的電動剃刀是槍枝、以為汽車坐上去就會開或是以為腳踏車是鐵塊偷走以後背在肩上跑走。諸此等等也並不是要提倡種族歧視的嘲笑，這是種事實陳述，就像「中華民國殖民台灣」是個事實陳述一般。而在這種文化差異下所產生的衝突與隔閡，也在堆疊後產生了隔年的二二八事件及隨後的血腥屠殺，伴隨著數十年的白色恐怖。而作者對於國民政府濫權的分析也開啟了另一種觀點，也就是這些官員的貪婪並非要狼狽為奸，而是，「蔣介石的官員將中國的濫權帶到了台灣。這種濫權使他在大陸的地位削弱，以至於垮台。到了1946年底，陳儀的官員急切在進行其無止境的貪婪。他們要在國民黨政府垮台之前，盡量養肥自己。」這般地在政權崩塌之前盡量為自己累積些實力以便生存，簡言之，投機主義者的集團爾爾，這也說明了陳儀之後被槍斃的原油。這些人就像當初的半山，或是現今的中共官員，身分不過是種職業而已。

許多迷思不是現今才被揭開面紗，而是早年即以被攤開的事實卻被全面性的遮蔽，這尤其彰顯在1964年9月20日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這是由彭明敏、謝聰敏與魏廷朝所共同撰擬，這對彭明敏來說也是個轉捩點，從原先認為自身進行純理論的研究到往後漸漸涉入現實政治，或許這難脫離因為將理論思想形諸於文字並欲把知識傳遞給人民的過程中竟然因為掌權者的自卑與不安全感而被拘捕所形成的負面經驗導致從事政治的抵抗。在宣言中乃係彭明敏根據自身的國際法專業以及對於歷史的了解，對於台灣的國際、地緣政治提出分析的學術性意見，但在有色眼光的詮釋下就會將此等言論視作革命性的言論，以下節錄部分內容：「( 一 )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 二 ) 「反攻大陸」是絕對不可能的！、( 三 ) 為什麼蔣介石仍然高喊「反攻大陸」？... 第一、矇蔽人民，利用人民心理的弱點，以苟延早已喪失存在的蔣政權。部份大陸來台人士，思鄉心切，可因「反攻大陸」的幻想而支持蔣介石，部份台灣人則因盼望政治壓力和經濟負擔減少，而姑且信其有。第二、可利用非常時期的名義，排除憲法和法令的正當行使，陷害愛國而富於正義感的人們，進一步限制言論，封鎖新聞，控制思想，實行愚化政策。第三、挾中共以自重，向美國討價還價，作為勒索美援的工具，當中美交涉不順利，或美國向蔣介石施以壓力時，立即在香港放出國共和談的消息，使有恐懼中共病的美國不知所措。、( 四 ) 蔣介石政權代表誰？...我們可以說，蔣政權只是國民黨內少數小人集團的代表。它既不能代表中國、又不能代表台灣，甚至不能代表國民黨。、( 五 )台灣經濟的發展面臨兩大問題，一是龐大的軍隊組織，一是激增的人口。這是不負責任的蔣政權在「反攻大陸」的虛偽號召下自我毀滅的陷阱。、( 六 ) 台灣足以構成一個國家嗎？國家只是為民謀福利的工具，任何處境相同、利害一致的人們都可以組成一個國家。十餘年來，台灣實際上已成為一個國家，就人口面積、生產力、文化水準條件來看，在聯合國一百十餘國中，台灣可排在第三十餘位。其實許多小國的人民反而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和文化的貢獻。如北歐各國、瑞士、南美的烏拉圭，都是很好的例子。我們應拋棄「大國」的幻想和包袱，面對現實，建設民主而繁榮的社會。、( 七 )在台灣這種正在開發中的地區，經濟發展實際上是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的大革命，而政治則為一切推動的源泉。台灣儘管具有現代化的良好基礎，可是只要腐化無能的蔣政權存在一天，我們距離現代化仍然非常遙遠，所以我們絕不能期待「漸進的改革」。」

而之所以提出此等宣言，亦係奠基在作者對於現代國家組成的看法：

“建國的基礎，不在於種族原始、文化、宗教或語言，而是在於共同命運的意識和共同利益的信念。這種主觀的感覺，是由共同的歷史背景而產生的，不必與客觀的種族、語言、宗教等因素有關。近代史上有許多例子，種族或語言相同的人們，分別組成不同的國家，例如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組成了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不同獨立國民。他們有相同的血統、語言、宗教和法律觀念，但構成不同的獨立國家。相反地，也有例子，種族、語言等不同的人們，因為基於共同利益和共同命運的信念，組成單一的國家，例如比利時、瑞士便是。又如義大利在一百年前只是一個半島，擠滿了不同的城邦侯國，彼此戰爭不已，而且講不同方言，經濟結構也互異。

…

我對這方面的興趣在這幾年中逐漸加深。在我祖父的時代，北京將我們的台灣割讓給日本，為的是要保護中國大陸的利益並避免日本進攻北京。那時，也許是第一次，台灣全島的各部落、各派系、個村莊開始自覺他們是島民。他們開始發展出共同利益的信念。其後五十年間，日本曾經推行同化政策，想把台灣人塑造成忠順的日本臣民。日本在台灣重整經濟、發展交通系統、推行教育，這強化了我們共同利益的信念，卻未如願地將我們溯自成理想的日本臣民。相反地，年輕的台灣人領袖，代表了新興的中產階級，在自治運動中，更加磨練強化了台灣人的自覺。這些都在第一次世紀大戰期間發生，直到1945年，繼續發展。在蔣介石統治之下，我們發現所有台灣人，我自己、我的同輩、我們的子女，又被迫要變成理想的中國人，國民黨的中國人。可是我們的『共同利益』在哪裡？我們的『共同命運』又是什麼呢？”

因此被捕的審判當然是形式化的，結論都已經決定好了，甚至隨時可以更改，法律程序不過是過場而已，這也說明了彭明敏日後被特赦的理由，而在偵訊與審判過程中的不人道對待以及不合乎正當法律程序的訊問，包括疲勞訊問、起訴前不准會見卻又遲遲不起訴、律見時檢察官竟持錄音機在場或是隨意的移監等等，就已是眾所週知的事實而無需再贅。釋放後並不代表自由，這只代表著不那麼不自由，隨時隨地的特務跟監記錄著一舉一動，並且三不五時地招降，再加上無法返歸自身熱愛的學院，使得彭明敏開始籌劃起一個逃亡，這也就是他傳奇的部分，畢竟在全面封鎖的整個台灣島似乎連容納空氣流通的縫隙都沒有，但是一個獨臂人卻得以出境，而從其本人的描述中可以得知他是利用著國民黨內的官僚腐敗，加上許多友人的連串幫忙成功的，而這也造成了國民黨內部的肅清，蓋因彭明敏是斯時被列為首三位若生動亂要暗殺的對象之一，但卻在密佈的監視中逃脫，這確確實實地讓國民黨顏面掃地，「我的逃亡成功，倒攪得賊窩大亂。國民黨高級官員起出確定我不可能在瑞典，因為根據他們的紀錄，特務的報告，一直到我逃亡的消息在瑞典發表那天，亦即我離家約三星期後，我還不斷在台灣到處旅行呢！根據這些報告，我在這段期間，還住過台灣最好的旅館，在最好的餐廳吃飯，還看電影。在他們手裡的證據，卻是特務們以監視和跟蹤我做理由所報銷的開支單，事實很明顯，在我時常隱居起來的那些日子裡，或可能甚至從1965年我被釋放以後，以及我已離開台灣以後的幾個星期裡，監視我的那些特務和警察們，一直在呈繳虛偽報告，偽造收據和帳單，從中中飽。」

而從先前提及的國家概念中，彭明敏也在文末的演講記述中應用，如面臨到：「你是不是中國人？如果是一個中國人，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台灣永遠是中國的一部份。」的問題時，其之回答係以：「...如果過去的聯繫可以成為要求領土主權的基礎，那麼，英國可以要求麻州或維吉尼亞洲的主權，西班牙可以對美國南西部主張主權了。我又提醒他們，在17世紀，首先向文明世界打開台灣門戶的，是歐洲人，不是中國人；而且，一直到1875年中國法律尚且禁止中國人向這個島嶼移民。直到1887年，台灣才在名義上劃為中國一省。其後不到八年，中國便把台灣割讓給日本了。台灣人祖先移住台灣，並不是為了要擴大中國主權或擴張中國領土，而是要脫離中國的悲慘生活，違犯禁令，冒險偷渡台灣，為著子孫尋求新生命、開拓新天地。」這些都是歷史事實的陳述而不涉及任何的意識型態，雖然諸多人會認為統一與台灣獨立是意識形態的對壘，但是在這個對立中並不是對等的，畢竟一個是在觀念層面一個是在事實層面，雖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就是了，但這也證明了真正的意識型態所造成的扭曲。就像諸多人會以為50年代的國民黨土地改革是德政，但在作者的理解中這是為了消除潛在的反對力量，畢竟地主階級因其所具有的實力都將可能形成另一股政治上的反對勢力（諷刺的是，共產黨也做相同的事—鬥爭地主，），而在國民黨承續著沒經過多久的在1947年的二二八對於兩萬台灣菁英的屠殺，並此奪權的政策，以及在對於農民的壓抑，最後是國際上的漠視導致台灣至今的處境。

文末，我想以彭明敏在斯時所提出之針砭及呼籲是妥適的，因為，這些並不只存在於過去，也仍延喘至今日：

“我經常發現在北美洲的華人和華人刊物，有一種無心而幼稚的浪漫傾向。他們強烈批評蔣介石和國民黨，而直到乒乓外交開始、尼克森總統宣布訪問北京之前，這些華人在公開場合也會小心地批評中共。然而，他們總是要談他們『偉大的中國』，雖然他們夢寐難忘的那種『美麗中國』，事實上並不存在，對他們來說，所謂『中國』不過是在他們幻想中存在的一個抽象概念而已。而他們堅信台灣人應該屬於這個抽象的東西。這些『愛國華人』既不願住在中共體制之下，又不願接受國民黨統治，舒舒適適定居在美國，卻想指令一千四百萬台灣人去接受他們自己早已脫離、而且也沒有意思回歸的政府的統治，這實在是過分卑鄙的越俎代庖，使人對他們感到無限的輕蔑。

這些『愛國者』會說，大家都知道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很糟糕，但是，有一天整國中國必須統一（他們還是將台灣看作中國的一部份），即使要等五十年或一百年。我則指出，他們定居在美國又舒服又安全，很風涼地說『台灣必須回到中國』，這是很容易的；可是，台灣人現在已受夠了苦難，應讓他們儘早從現在的政權解脫出來，讓他們現在就享受自由；至於後代，五十年後或一百年之後，到那時才讓他們去自由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