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教師休息室》談「零容忍政策」異化的師生關係
本片獲2023年德國電影獎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導演、最佳剪輯、最佳劇本獎，更代表德國角逐明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影片開頭是兩位老師針對最近校內頻傳的偷竊事件，私下質問兩位學生，認為班上誰最有可能是偷錢的兇手。學生起初不願說出任何同學的姓名。然而，老師卻持續逼問，並表示不說沒關係，只要指到誰的照片出個聲就行，最後學生說出某位同學的姓名，老師鬆口氣，並表示全程皆是學生自願配合的結果。
本片主角便是其中一位老師—這學期才到校擔任七年級班導的年輕老師卡拉（Leonie Benesch 飾）。下一幕，卡拉上課上到一半，校長突然闖進教室，要女學生先離開，留下男學生，並要求學生將錢包放在桌上檢查。校長說，檢查過程都是同學自願的，若沒有做壞事，就不必怕檢查。結果同學阿里因帶了大量現金而被懷疑，直到家長到校，才說明錢是為了給小孩買電玩，並表示帶錢到校並不違法。
下一幕，來到教師休息室（開放的辦公室、共用的辦公桌，不若台灣有隔板及固定的位置），卡拉為了抓到竊盜犯，在上課時將錢包放在外套內，並開啟筆電鏡頭錄影。結果錢果真短少了，筆電則錄到兇手的上衣花紋，比對後原來是學校秘書庫恩（Eva Löbau 飾，柏林洪堡大學哲學系肄業）。然而，庫恩卻矢口否認，卡拉一氣之下告到校長室，校長秉持著「零容忍政策」（Zero tolerance），先讓庫恩留職停薪，等待警方進一步的調查。有老師則質疑卡拉用筆電偷拍教師休息室亦構成違法。但校長卻要大家口徑一致，在「零容忍政策」下，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人。
這只是風暴的開始，庫恩的兒子奧斯卡（Leonard Stettnisch 飾）剛好在卡拉的班上，是一名品學兼優的天才兒童。奧斯卡在家感受到母親庫恩失落的情緒，原想私下將零用錢給卡拉，藉此一筆勾消，卡拉卻表明這是誠信問題，拒絕私了。於是，奧斯卡開始串連同學反抗老師，老師說什麼都不理會的不合作運動（結果還是有學生為了怕被留級而「背叛」全班）。奧斯卡甚至到後來破門而入搶走卡拉的筆電，結果被判禁止上學十天，沒想到此時奧斯卡卻又跑到學校來......。
本片涉及多重社會議題，有種族議題（卡拉是波蘭裔、阿里為土耳其裔）、證據效力的議題（卡拉私自錄影，其非法取得的證據不具有證據效力；即「毒樹果實理論」）、言論自由的問題（校刊為了「真實」斷章取義卡拉的訪談）、學校與家庭教育角色的問題（庫恩利用奧斯卡解決加大人間的問題，奧斯卡產生的偏差行為，雙方都有責任）、公平性的問題（小考後，有學生想知道自己在班上的排名，卡拉為公平起見，讓同學投票想公布或不想公布，最後想知道排名的同學下課後再私下詢問老師）。本文想探討的是本片的核心—人性尊嚴的問題；即「零容忍政策」作為一種預防犯罪的機制，是否適用於教育場所？而為了達到「零容忍」又犧牲了什麼？
「零容忍政策」起源於犯罪學，其衍伸自1980年代提出的「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 theory）。「破窗」比喻的是，若低層次犯罪；如：當街便溺、牆壁塗鴉、成群結黨、大聲喧嘩、販賣禁藥、酒醉等微罪，影響公共秩序卻未受到制止或關心，將導致更高層次的重罪。故當發現「破窗」時，就要立即修復，防止問題惡化。而當時紐約市警察局認為修復「破窗」最好的策略就是「零容忍」；即對任何犯罪，無論微罪或重罪都一視同仁的強力執法。執法不因個人身份地位有所差異，無灰色地帶、絕不妥協，以保障執法的公信力、公平性。「破窗理論」與「零容忍」背後預設重罪與微罪具有因果關係；即先有微罪才有重罪，微罪是重罪的開端，微罪暗示重罪的可能。而避免重罪的方式便是強硬、公平的執法；即一視同仁的處理。
然而，「破窗理論」與「零容忍」的問題至少有五，第一，其預設本身並不為真；即微罪與重罪並不存在因果關係；微罪並不保證一定會發展為重罪，而重罪並不一定會先有微罪。第二，「零容忍」的「零」是個「理想」，要想真正達到此理想是不切實際的；不只因為人非聖賢，更因為社會資源有限，如：不可能凌晨三點在巷子內抓違停或窗紅燈。即便現在有科技執法的輔助（不同路段採取不同違規取締項目），在警力未提升的情況下，同樣增加警察的負擔，如：民眾檢舉違停，還是要經由警察判斷、開單。第三，去脈絡、一視同仁的處理，如：不考慮任何情由可原或歷史、環境因素，導致商貨車卸貨、臨停、禮讓救護車等都被無差別的開單，無疑已影響到一般民眾的生活。第四，犯罪與否建立在第一線執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Discretion）上，只要有任何引起警察的可疑，警察都可以此為理由進行盤查，如：中壢某員警在沒有犯罪嫌疑的情況下盤查女音樂老師，並以妨害公務為由使出「大外割」逮人。執法不可能脫離主觀、一視同仁的脫離脈絡。第五，警民之間的信任關係，轉為對立關係；一切都論「法」，而忽略「情理」，警察成為冷冰冰的執法角色，而不再是人民的保姆。「零容忍政策」是為了降低犯罪率，然而，兩者並無直接關係，如：美國各大城在1990年代犯罪率有普遍下降之趨勢。但並非所有城市皆如紐約市施行「零容忍政策」，且紐約市警察人力與經費本就較多數城市充裕。犯罪率反而與經濟成長較相關，如：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在倫理學中，將人的善惡區分為動機、行動、結果三層次；即有善的與惡的動機、行動與結果。法律應僅懲罰惡的結果，而非懲罰惡的動機與行動，如：不對思想進行處罰，以保障言論自由。然而，「零容忍政策」卻將法律上升至惡的行動，如：上述提到形跡可疑的任意盤查，或身上帶一把刀，不論刀是要用來吃飯的餐刀、工藝的雕刻刀、舒壓的蘿蔔刀，都可能被一視同仁的視為違禁品。
回到教育現場，「零容忍政策」是否適用於校園？片中的學生為13歲的七年級生，尚未成年，正處於摸索的成長階段。而成長的摸索需保有彈性，容忍某些輕微的破壞行為，如同實驗般接受失敗、試錯，以便修正失敗朝向如其所是的成熟。「零容忍政策」僅短視的針對「結果」一視同仁，並去脈絡的將「法」先於「情理」，如：司法尚未調查，便先將可疑的庫恩留職停薪，或未解決奧斯卡行為背後的動機問題，導致全校師生的信任關係轉為對立關係。「零容忍政策」僅考量嫌疑人、犯罪人的行動與結果，而未考量舉報人的背後的原因。人們舉報他人犯罪的原因很多，零容忍僅是原因之一，如今卻上升到「首要」的原因，而忽略其他原因、甚至多重原因的可能，便難以對症下藥，僅是治標不治本。
且「零容忍政策」的公平性並非真正的公平；即僅是齊頭式公平而非立足點公平。若僅是「可疑」，便被一視同仁的留職停薪、解雇或開除，並不符合比例原則，而是用大砲打小鳥，亦將導致人們不易挺身而出舉報他人，如：片中喝咖啡需投幣，有老師偷之，卡拉卻裝作沒看見。學校作為教育場所，眼不見為淨的先禁止奧斯卡上學，除了有損奧斯卡的受教權及尊嚴外，更自廢了學校「教育」的核心價值。
綜上，之前在機關任職，每當有履約爭議時，機關都要口徑一致的、零容忍的依法行政。千錯萬錯永遠不會是機關的錯，即便契約不合理（不一定是機關的問題，也可能是建築師的問題，如：施工計畫不合理或設計規格綁標）或政策不合理（選舉年趕工或先啟用再驗收）。此同樣導致不符合比例原則、論「法」而未考量「情理」、一視同仁而去脈絡化的情形。此種關係，亦將甲方（機關）與乙方（廠商）的關係，由信任關係轉向對立關係。機關明知不合理，但在保守的心態下（出事怕被咎責），先依法罰了再說。雖然機關並非學校，然而，學習並不止於學校，只是離開學校後試錯的機會成本更高。為何說「情理法」而非「法理情」，因為人是有尊嚴的、有價值的、多元差異的，而非僅是法律條文冷冰冰的文字、無面孔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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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