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劇於去年(2021)上映,共43集,豆瓣評分9.3。內容描述民國初年(下稱民初),在歷經袁世凱簽訂接受日本《二十一條》部分條款的「五九國恥」(1915/5/9)後,陳獨秀(于和偉 飾)於同年9月15日在上海創立了《新青年》雜誌,提倡「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此雜誌於1917年隨陳獨秀遷至北大,並於隔年擴大採同人編輯,包括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高一涵、周樹人(魯迅)、李大釗等北大老師。新文化運動至「五四運動」(1919/5/4)達到高峰,從思想啟蒙轉向行動。隨後1920年末胡適提出《新青年》應「聲明不談政治」,卻遭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反對,《新青年》最終成為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刊物,影響了中國共產黨成立。
本文想談的不是中國共產黨如何誕生,而是談何謂「士」的本質?在距今不過100年前的中國,在那「士農工商」,尚尊「士」的年代,體現了身為讀書人、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情懷,及欲透過「思想」上根本的改變,來改革國家。從鴉片戰爭失敗的技不如人,到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制度不如人。好不容易建立民國,情況卻未改善,依舊受洋人欺負,百姓照樣吃不飽。故不光是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而是最根本的,即思想、道德理念不如人。如同「清末狂儒」辜鴻銘所言:「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唯有思想上無形的改革、人的覺悟,才有根本改善的可能。
民初的北大,是個「不問學問之有無,唯爭分數之多寡」、部分教學內容陳舊、學生無心學術研究,務在做官發財、甚至師生出入八大胡同妓院的地方。直到蔡元培(馬少驊 飾)1916年接任北大校長,採取龔自珍《己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以才德兼具為標準招攬各方人才,並透過成立校評會淘汰不適任教師。在「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下,蔡元培三顧陳獨秀,才請到陳擔任北大文科學長(相當於副校長,月薪300大洋)。在那個大學肄業也能擔任老師(李大釗,張桐 飾)、博士一畢業就能當正教授(胡適,朱剛日堯 飾)、甚至從未在大學教過書,沒學位頭銜也能當教授的年代(陳獨秀)。終讓北大脫胎換骨,成為推展新文化的中心。
民初是一個被我們長期忽略的時代,其重要性在於,民初是繼春秋戰國思想上百家爭鳴後,再一次在極度動盪(內憂外患、軍閥割據)下思想百花齊放的年代、一個「思想家」的年代。其思想家如劇中提及的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周樹人(魯迅)、辜鴻銘、黃侃、劉師培、林紓、吳稚暉、錢玄同、劉半農等。一方面吸收外國思想、一方面反省傳統思想,正是思想上的百家爭鳴,帶給當時中國一股新的空氣。
如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中提出:「如今要想評估一個文明的價值,我們最應關注的問題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偉,建築是如何華麗,道路是如何通達;不是其所製造或能製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適,儀器、工具或者設備是如何巧妙實用;甚至也與其創造的制度、藝術和科學無關:為了評估一個文明的價值,我們應該探求的問題是人性類型,也即這種文明產生了什麼類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實上,男人和女人─人的類型─是文明的產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質和個性,可以說,揭示了文明的靈魂。」
劇中辜鴻銘認為中國人的精神在於,中國人活在心靈世界,用心靈記東西而非腦子,中國的禮貌是發自內心的,其心靈與理智完美和諧。相較於主張全盤西化、全盤學外語甚至廢國語之人,辜看到了中國人要想獲得外國人的尊重,不在於成為外國人,而是要讓外國人看到中國與眾不同的文明與精神。
俗話說道不同亦可為謀、君子和而不同。北大如何一方面容納辜鴻銘、黃侃、劉師培等保守派,一方面又容納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新文化派?讀書人重視的是名譽、名節、人格,文人雖具敢言、敢反對的性格,卻又能欣賞彼此的人格、文筆、學養。正是在此基礎上,有爭論有辯駁才能促進文化向前走,才有思想百家爭鳴又兼容並包的可能。
相較於民初的民智未開,今日台灣社會雖每個人接受義務教育甚至高等教育,且都敢於發聲,卻不能說個個都是知識分子的原因在於,我們少有知識分子接受不同思想的雅量與風骨,時常淪為「為反對而反對」的理盲濫情。台灣社會沒有過去的動盪,卻宛如一攤死水,缺乏新思想的新鮮空氣,社會瀰漫著對立的氣氛。雖然「士農工商」早已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工農士」,有錢代表了有能力、有道德、有權利。然而,要想擾動灘死水,靠得不是元宇宙、台積電等最新、最強的科技,而是如政大教授徐世榮之流,不畏權貴、不為利益,永遠站在監督、批判政府的立場,以公理對抗強權。如同1918年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勝軍國主義,證明公理戰勝強權。
筆者身為「技士」,有「士」之名,也勉勵自己應有「士」之實。筆者同周樹人(魯迅),同月同日生(9/25)、且同在政府機關服務(周樹人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僉事(相當於副職或助理))。周樹人棄醫從文,認為:「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筆者從建築轉哲學(不能說棄,因為還在靠建築吃飯),也是期望從根本上思考建築、改善建築體系(革命?)。陳獨秀1914年發表〈愛國心與自決心〉,先不論現在應該愛的是哪國,而是陳認為:「惡國家甚於無國家。」社會再動盪、再混亂,只要還有良知,就有希望。如同周樹人(魯迅)在《狂人日記》寫到:「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要成為一個共謀幸福的社會,必須靠你我的共同覺醒,那怕是一趁清新的微風,也讓在烏煙瘴氣、逐漸麻痺的社會中,吹起一陣醒風。
202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