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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中國小說史最特殊的「自傳性」贖罪──文學與藝術（19）

（本文最近一次更新在2024/3/29）

作者：陳華夫

《一個人的聖經》的作者是榮獲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他早年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裡曾探討「你，我、他」的敘事觀點，而成為此篇及另一篇《靈山》的長篇小說之敘事觀點（POV）。中國文學學者許子東認為《一個人的聖經》是一部寫的不錯的小說。（見視頻書展2013：莫言為甚麼獲諾貝爾文學獎? - 許子東，及深度 || 歷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內心獨白，總有一句能擊中內心）

《一個人的聖經》的書名在字面上有宗教贖罪的意味，但我認為它其實是中國小說史上最特殊的「自傳性」贖罪（即去罪惡感）。而陳忠實在他的小說《白鹿原》裡，花了相當篇幅書寫鹿子霖及其媳婦冷秋月的死，則是中國小說史上最悽慘的自我懲罰之贖罪。（見拙文探究華人的「罪惡感」？─開悟的本質（7））。

自從西學東漸一百多年，心理學仍是中國文化裡，洪荒待開發的領域，雖然小說家張愛玲在她的散文裡提過心理分析大師佛洛伊德，但夏志清教授卻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說：「現代中國文學之膚淺，歸根究底說來，實由於其對'原罪'之說，或者闡釋罪惡的其他宗教論說，不感興趣，無意認識。」（見羞恥和內疚的心理學研究）

其實，中國文學避談罪惡感，日常用語中，贖罪及罪惡感等字眼更感刺眼，避之唯恐不及，深怕映入眼簾，就招惹了罪惡感上身。然而，中國人避談罪惡感，正彰顯了中國文化是重度的恥感文化。（按：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寫的《菊花與劍：日本文化的雙重性》中所說的恥感文化即衍生自中國）。

針對贖罪(悔罪)，卡萊爾說：「但任何一個有知識的人一定要相信有一個公正無私的上帝存在著，要相信悔罪是人類重要的事情，因為生活只不過是一系列的迷誤，要通過悔過改正錯誤。」（《西方文學史十二講》湯瑪斯·卡萊爾（2023），頁59）

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清洗罪惡感，有個非常普羅大眾的贖罪的方法─即當洋人累積了一星期的罪惡感，在星期日的彌撒裡，藉著餅（神的身體）與酒（神的寶血），赦免（清洗）掉了，人們出了教堂重新開始另一美好的星期。

這種「罪惡感─贖罪」方法，套一句張愛玲的話，就是「洗手淨指甲，做鞋泥裡蹋。」（見張愛玲《中國人的宗教》） 嚴格地講，中國的主流文化缺少有神鬼意義的嚴肅宗教，所以未能提供類似基督教式的贖罪方法，造成中國人不斷的累積罪惡感，不斷的暴發為殘酷自我懲罰，或「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犧牲(Sacrifice)。

中國傳統小說幾乎沒有罪惡感─贖罪的主題；明朝馮夢龍所寫描述春秋戰國五百年的歷史小說《東周列國志》，被清朝蔡元放評說：「人物情事，雖千態萬狀，無所不有，卻無神道僧道邪說妖言在內，便覺眼界中清凈許多，比他本稗官真是好看。」
所以，豆棚瓜架式的《聊齋志異》並非中國小說的主流，雖然《紅樓夢》裡有仙人道僧以及「假語村言」，但談的頂多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涅槃。 然而，「萬法皆空」的涅槃，並無法洗刷所經年累月積累的罪惡感，就衍生了中國的傷痕文學。

《一個人的聖經》是非常特殊的傷痕文學小說；它顛覆了宗教彼岸的赦免和救贖。而在此岸，以自我懲罰的方式來贖罪。於是缺乏罪惡感─贖罪宗教方法的中國人很容易就墜入「罪惡感─贖罪─自我懲罰」的人性枷鎖中。身帶枷鎖的人不僅追求受苦，甚至以受苦為快樂，並進一步摧毀別人的快樂。而《一個人的聖經》就赤裸裸的揭露這個慘不忍睹的「罪惡感─贖罪─自我懲罰」人性枷鎖。

針對嚴厲的自我懲罰，劉再復說：「莎士比亞真實地描繪了奧賽羅性格上的缺陷，但在這種缺陷的性格中我們仍感到奧賽羅天性的高貴。他不允許自己的妻子沾汙一點不潔白的東西，也不允許自己身上有任何不潔白的東西，因此，當他發現妻子潔白而自己並不潔白的時候，他不能容忍自己的錯誤，對自己進行了最嚴厲的懲罰。在自我懲罰中，奧賽羅的性格得到了昇華。這樣，就他本身而言，他的性格雖然不完美，但在藝術欣賞者的審美眼光中，他的性格是很美的，他的性格缺陷也是很美的。（《性格組合論》劉再復（1986），頁107）

首先，分析《一個人的聖經》的小說文本：

（1）起初，「他」（男主角）和「那姑娘」（「倩」）素昧平生，倆人都在亂世逃難，而必須擠在逃難江邊老舊客棧唯一剩下單人鋪位的一小間，並以假夫妻名義登記投宿。（244頁）
（2）當晚，等到樓上拖拉尖叫的搜捕聲平息後，小說裡，作者頗細節的描述「他」與「倩」發生了性關係，然而，這是傷痕文學裡，典型的倉皇亂世、非出自愛情之亂世一夜情。當時的情境「他」（男主角）是這樣回憶：
「事後，很多年之後，他回憶當初，記起過這一夜，也有過調情，有過誘惑，有過慾望和衝動，也有過愛情，不僅僅是恐怖。」（246頁）
（3）而就是這個「恐怖卻仍有愛情」的一夜情，多年後，讓「他」先放出風聲：
「讓村裡人知道他要娶老婆了，倩要同意的話也好辦，去公社領一紙結婚證書就是了。」（324頁）
（4）但正是這只結婚證書，就開啟了一連串，無法回頭的「罪惡感─贖罪─自我懲罰」之不歸路。「倩」說：「你騙了我，利用我一時的軟弱，我上了你的當」（335頁）
（5）「他」答說：「什麼當？說清楚，是那一夜在江邊，還是這婚姻？」
然後，當「倩」把尿罐子砸上「他」的頭殼時，
「他」說：「你瘋啦！」
「你要把我打成神經病，沒那麼容易!」女人獰笑道：「我也便宜不了你！」 ．．．．．．．．
「他日後許久厭惡女人，要用厭惡來掩埋對這女人的憐憫，才能拯救他自己。」（337頁）
．．．．．．．．
（6）「你很難再去愛一個中國姑娘，你離開時把那小護士扔了，如今已不覺得內疚，也不在內疚中過日子。」（423頁）
（7）「你不清楚樓板上（筆者按：在「西班牙」，而非一夜情的「江邊」）發生的是強姦還是盡歡」（448頁）
（8） 「管風琴和合唱。旅館房裡都是講究的舊家俱，沈重的橡木桌子，深棕色的雕花衣櫃，帶圓柱的木床也雕的花。窗外街燈燈罩的球面沒有閃光．．．．十二點的飛機回巴黎。」（449頁，小說的結尾語）

說到底，《一個人的聖經》是什麼樣的小說？它真的訴說了什麼？
其實，它屬於意識流小說，小說的內容是作者的「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小說的結構是記憶之「腦神經網絡」裡故事基模的連接。（見拙文什麼是「記憶」？如何「記憶」？「記憶」的本質？─開悟的本質（3））

意識流小說拋棄了傳統的的敘事結構（如情節，伏筆、懸疑等），就如同給嬰兒洗澡後，倒掉澡盆裡的洗澡水時，也倒掉了澡盆裡的嬰兒，但嬰兒代表小說的讀者同情，缺乏讀者同情的小說是無法獲得粉絲及出版商的青睞。（見拙文張愛玲的後半生傳奇─文學與藝術（1））

但《一個人的聖經》卻不是張愛玲的《小團圓》或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等典型的「自傳性」意識流小說，因為典型的「自傳性」小說，通常都會曲筆淡化自己的人生傷口。而《一個人的聖經》卻不同，高行健不僅赤裸裸的展示人生傷口，並一再傷口上抹鹽的訴說，他當時很痛，而午夜夢迴，他更痛。

高行健到底在「痛」什麼呢？
他隱誨的沒有點明，但卻很明顯，並非「女人」、「愛」、或「性」，《一個人的聖經》中的性敘述，有如套句張愛玲評《金瓶梅》之語：「書中色情文字并不是不必要，不過不是少不了它就站不住。」（《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
並且，小說文本裡「字面」（literal）意思的詞彙如：「尿罐子」、「神經病」、「內疚」、「拯救」。應該是作者的「藏筆」，也並非他的最「痛」。但要看清作家的「藏筆」，可以從其使用的關鍵字（keywords）找出倪端。
《一個人的聖經》使用最頻繁的關鍵字是：革命（147次）、性（100）、同志（70）、政治（64）、痛（59）、身體（43）、公社（39）、國家（36）、褲（36）、奶（32）、姦（28）、胸（27）、毛主席（26）、藝術（25）、文革（25）、操（24）。相對的，而張愛玲的《小團圓》是：革命（1次）、同志（1）、政治（3）、公社（0）、國家（7）、毛主席（0）、藝術（0）、文革（0）。足以顯示兩書的內容與主題是南轅北轍。

高行健要說的「人生最痛」，往往未必真的能說出，它通常也並非小說技巧可以駕馭體現的。（筆者按：參看高行健《小說的藝術》，載於其《創作論》第49頁）高行健打心底就無意扮演先知上帝，救贖世人。《一個人的聖經》的書名就表明了小說本身是個私貨聖經，而其真正的面貌是赤裸裸的揭露人生最痛苦的人性枷鎖─「罪惡感─贖罪─自我懲罰」。

請看「陳華夫專欄」─文學與藝術寫作─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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