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女孩》的女主視角，跟大環境下的事件

這是我之前在創作日治時期短篇劇本時，指導老師告訴我的話。我的作品是延伸至日治時期女作者楊千鶴的〈花開時節〉。

〈花開時節〉以一個女學生的口吻，講述在學校的友誼，以及在那個時代下畢業即入婚姻的環境，以及不希望自己一生就這樣埋沒了的倔強。

可是，

你可還記得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賴和、楊逵寫出來的作品？〈一桿稱仔〉、〈送報伕〉反應日治殖民時台灣人的苦難情況，但即便在這樣艱難時刻仍秉持著的反抗精神。

雖然身處在同一個時代下，但女學生有自己的煩惱，這個煩惱就是他的全世界。好似不管外界再怎麼不公不義，思索自己的未來才是重要的。

〈美國女孩〉講述的是一個被迫回台灣的女學生，在青春期時的叛逆、掙扎。

芳儀跟妹妹芳安隨著母親到美國生活，不料因為媽媽罹患乳癌，三人被迫回台。在這裡，芳儀要適應新的學校生活（除了課業跟不上還有體罰的文化差異）；接受不能回美國的事實（這等於要遠離她在美國最喜歡的活動－騎馬），以及面對母親自暴自棄的情緒。

一直以來以這個女孩的視角為鏡頭的敘事手法，在電影後半段放大到社會層面－SARS 的大爆發也影響了家庭間的互動。媽媽塞了一大包口罩給要出差的爸爸，爸爸卻覺得太誇張；媽媽帶高燒不退的妹妹去醫院，計程車司機的不耐與責備眼神。其中最讓我有感觸的是，爸爸開車載芳儀去學校，從車上廣播出的「和平醫院有人自殺身亡」的新聞，那時的鏡頭是爸爸把口罩給芳儀，提醒她注意安全。但芳儀心念的仍舊是如果演講比賽第一，爸爸就要遵守承諾帶她回美國的約定。

回想起老師說的那段話，在寫故事時，除非全部都是虛構的奇幻世界（比方說哈利波特），不然在思索故事主人翁跟他人的互動外，也可以把真實歷史事件放入，這樣亦虛亦實更顯撲朔迷離（就像鹿鼎記的韋小寶是虛，康熙是實，天地會是實，韋小寶是天地會重要人物卻是虛）。

註：〈美國女孩〉的原型來自導演的真實故事，在導演的成長經驗中或許真的有遇到SARS事件，但也更因此讓我看到寫劇本、故事時帶給讀者的視角切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