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信男」與女性主義脫口秀：脫口秀作為一種公眾表達

〈「普信男」與女性主義脫口秀：脫口秀作為一種公眾表達〉2023-11-10

　　過去幾年裡面，無論是台灣還是中國，都出現過一股脫口秀（或單口喜劇）的熱潮。而無論是在哪裏，這種形式的演出都造成了不少爭議。在中國，無論是什麼形式的表演，只要被製作人看上其潛力，都能被打造成某種「中國有XX」式的綜藝節目，脫口秀自然也不例外。

　　 《脫口秀大會》、《吐槽大會》、《奇葩說》等節目獲得廣大中國觀眾的喜愛，但同時，也受到了政府的密切關注。就像《中國有嘻哈》中的歌詞必須調整字句，這些脫口秀節目上能出現的劇本與段子也都需要經過嚴密的審查。而即便是審查過後的內容，如果有民眾舉報，或相關部門事後才意識到問題，仍會回溯地去禁止那些段落、要求修改節目、甚至加以裁罰和懲處。

　　諸如楊笠在表演中嘲諷「普信男」、《吐槽大會》中讓國家男籃與男足互開玩笑都引發了一些民眾或官方的不滿。今年五月，喜劇演員HOUSE在（非電視節目的）表演中，在一個聊到野狗追松鼠的小段落使用了「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八個字，更是引發了軒然大波。這一將解放軍口號用來描述狗的段落被官方認為嚴重辱軍，對所屬公司開罰一千多萬人民幣，也影響了許多後續的表演計畫。

　　而在台灣，雖然不像中國那樣草木皆兵，隨時要受到「官方」嚴格的言論管制，但還是經常發生喜劇表演者的笑話被指責冒犯與不尊重，而備受爭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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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茅場晶彥所說，「這雖然是遊戲，但可不是鬧著玩的」。這些爭議都像我們揭示了，在舞台上講笑話不僅僅是一種娛樂，更內在地是一種具有公眾討論意涵的表達。雖然民主社會不會像極權社會那樣明目張膽，但「誰能夠說笑話給誰聽？」卻從來都不是一件無關乎特權與政治的事情。

　　即便我們不聚焦在當年老K與龍龍的爭議，也能夠清晰地看見「講笑話」這個乍看之下無害與對所有人開放的領域，其實長期以來都不是一個女性友善的環境。無論是那些電視上的脫口秀表演、大學生的營隊搞笑劇（乃至於他們參選系學會長的政見）、地下RAP歌手的Diss比賽，我們都會看到大量性別不友善（乃至於具攻擊性）的陳年黃腔。

　　而即便聽起來令人不舒服，女性觀眾也經常將自己訓練為能夠跟著笑。就像吳曉樂曾在她的演講中提到的女學生說的那樣「因為我不想要被當作是很在乎性別平等的那種女生」，最開始可能只是不想讓自己變成掃興的那個人，到了後來，自己就接受了「笑話本來就應該可以長這樣」。而這樣的想法正是這個社會普遍的「笑話氛圍」教育出來的。

　　但與笑話強化刻板印象與壓迫的面向同構而相對的，它也能是一種強而有力的公共討論力量。就像中國政府嚴正審查時所擔心的，即便它表現為講笑話，這項活動內涵著能夠傳遞、甚至煽動思想的潛力。尤其在人們疲憊於嚴肅思考的娛樂化時代中，一段幽默或搞笑的畫面或話語，經常比一段認真的長篇討論更具有影響力。

　　近年來，北美的女性主義社群中開始興起一種「女性主義脫口秀」。這並不是指參與者必須不停地講一些散發女性主義思想的笑話，而是，一部分的人認識到脫口秀的這種「幽默的公共討論性格」能夠很好地營造一種更加友善的環境。這樣的友善不僅僅是在說性別友善，同樣，也是「性別盲友善」。

　　在「脫口秀」這一形式的保護下，女性或性少數得以有機會站在台上公開發表意見，而這是平常的社會中較為缺乏的場景。當她拿著麥克風，對台下訴說自己的經歷與觀點－－尤其是終於有機會換她們對異性戀男性「品頭論足」的時候，這本身就成為了一件很有力量的政治行動。

　　在這些幽默的言談之中，未曾想過這些問題的人與嚴肅地談論時可能會感覺被批判的人，也開始有機會在一種相對安全的環境中意識到問題。並認識到原來還有這些從不同群體的敘述中才能看到的有趣視角。

　　這項活動同時打破了傳統上只允許有權勢的男性發表意見、指允許男性開「不雅玩笑」的特權。在這樣的舞台上，女性不再需要表現出那種被社會要求的端莊、性少數也不必躲在櫃中隱藏自己，做為一名表演者，她們能和男性喜劇演員一樣「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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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讓平時被社會壓抑聲音的人得以藉此去挑戰與冒犯權威。單口喜劇的另一個主題是自嘲。在「笑話化」的轉譯之下，演員透過誇張化刻板印象，來揭示出那些他平時遭遇到那些真實存在於社會的刻板印象對待有多麼地誇張。

　　這一方面化解了人們在談論這些重要的歧視與刻板印象問題時，經常散發出來的那種嚴肅說教氣息，讓觀眾有機會在令其印象深刻的笑話中自行反思；另一方面，也沖淡了這些個人或群體的創傷，在被表述出來時經常帶有的煽情色彩，讓人有空間去在更舒適的氛圍中直面這些痛苦。

　　這向我們揭示了脫口秀喜劇從來就不該是一種言論免責的保護傘，而應該被認識到是一種深刻地關於你自己的（因此也時常關於身分政治）的活動，同樣的話語從不同人口中說出來的意義與「笑果」將截然不同。

　　這也是為什麼薩泰爾的「狗屎寫手」能夠既有趣又可怕。因為它一方面確實呈現出了當事人的自我調侃，某種意義上讓參與者面對他本來不會談論的事情，並讓自己在笑話化中得以舒展開來。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毫不掩飾的剝削，將他人真實的生命傷疤當成噱頭與笑話，販售並展示在所有人面前。

　　而當一類喜劇表演，既不是在挑戰權威、讓平常無法發聲的群體有發聲的出口，也不是透過自我調侃去揭示從你的處境能觀看到的社會荒謬時。一些表演者在沒有清晰地認識到（或不夠重視）脫口秀和心理無法分割的公眾表達性格，以「這只是笑話」的無所謂態度四處冒犯時，他們其實不是將自己表現為一個幽默的表演者，而更像是一個名之自己享有特權，卻仍舊毫不在意地嘲笑弱勢的混帳。

　　也許世界上真的有少數人明確地秉持著某種譬如「在舞台上嘲笑弱勢的行為，是衝撞政治正確霸權的必要之惡」之類的傾奇思維。但大多數時候，這些觀眾與表演者只是沒有能力或不願意讓自己具有公民素養，也沒有理想去追求真正的幽默與樂趣罷了。

　　就像珍奧斯丁筆下，在午餐會上開了過分玩笑的艾瑪。當你的生活遠遠好過你戲謔嘲諷的人時，那些不知輕重的調侃，並不會體現你有多聰慧或伶牙俐齒，而只是使你看起來口無遮攔、刻薄且令人生厭。

　　以歧視與傷害做為內核的表達永遠都不會成為真正的喜劇，無論那樣說話的人如何把自己包裝成小丑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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