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致力推動路權議題的歷史(或炎上系)Youtuber Cheap,在范琪斐主持的網路節目《斐姨所思》中,談論到公共討論空間的問題。Cheap認為,當前的公共議題討論空間與氛圍比十年前的狀況來的差。
Cheap提及當年大家在網路上罵馬英九、在當時《經濟學人》文章中稱馬英九為"Bumbler"的背景下罵他馬邦伯,都罵得很開心,彼此相安無事。但當前的環境下,如果批評政府、批評民進黨,很可能就會被「抄家」、被側翼批評為「中共同路人」。
在當下的訪談脈絡中,Cheap是以「批評政府之後會得到的回應」作為「當前網路上的公共討論空間變小」的一個例子,並批評這種只要意見不同就會被貼標籤甚至出征的現象。自認從小生長在深綠家庭,自己也在立場上親綠的Cheap,既沒有實際地抹黑民進黨,也沒有這方面的動機。但諷刺的是,他的這個舉例,被不同意他說法的網友落實了出來。他當然沒有真的被「抄家」,但很快地就遭受到了不少對人不對事的偏激言論攻擊。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每個人都不可能完整地聽完或看完其他人說的所有話,往往需要透過媒體的篩檢。而多數媒體又會為了流量與點閱率,去從談話裡擷取最「勁爆」的一段。在這種「即便你沒有講出爭議言論,都很可能會被人有意無意地斷章取義」的時代,Cheap的這段舉例基本上從說出口的那一刻起幾乎就注定會成為一場或大或小的對立之爭論核心。
從這個角度上,如果他們主要想要討論的是「公共討論空間變小」的這個問題,那段舉例確實比較容易讓議題失焦。但另一方面,除了網友很捧場地馬上給了出了一個案例,也算是成功地讓這個討論被更多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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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際網路蓬勃發展的初期,許多學者對於公共討論的未來抱持著相對樂觀的態度。在當時的願景裡面,網路世界這樣便捷的、去中心化的討論空間可以讓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讓彌爾式的言論自由可以充分發揮它的優點,使我們更容易找到「可被檢視的真意見」。
然而,在社群網路蓬勃發展的這個時代,公共討論卻朝著一個截然不同的方向發展。在交流與溝通變得比過去方便的同時,過去經常找不到人呼應的極端意見,也因為發達的網際網路,讓它得以獲得過去難以在生活中找到的認同聲音。
於是乎,無論在立場光譜上的哪個位子,每個人都逐漸在社群網路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同溫層。人們在「信息繭房」中與意見相近者互相同化,並深化那些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容易被周遭人呼應的觀點。我們的「言論自由」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但結果卻往往是我們更容易在錯誤共識的認知偏誤下,對未受檢視的固有信念更加深信不移。
同時,網路媒體也對此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以往需要盡可能找到社會共識並尋求多數人接受的媒體,在這個時代得以藉由明確的「分眾」獲得他們需要的商業收益。部分的網路媒體便因此走向極端化。它們將眼光鎖定在那些立場已經相對固化的特定群體,將那些其他人看來明顯偏頗的內容持續投放給這些人,給予他們更多來自(當事人以為的)外界的信心。
這樣的現象也被稱為「部落化」。我們每個人所處的同溫層宛如形成一個個有著自身信仰、標誌與圖騰的部落,當人們在網路上遭遇到其他人的言論時,會習慣性地先對對方進行歸類,看對方是不是自己部落的成員。是的話,點讚、轉發、「幫補血」。不是的話便展開「出征」。
這樣的現象不只發生在台灣,也不只發生在政治或公共議題討論。但在台灣相對不健康的政黨政治環境下,表述會更容易首先被以「藍/綠」的框架區分。只要看起來是在批評民進黨,就是中共同路人;批評國民黨,那就是1450網軍。這也才衍生出有人只用「不藍不綠」當成主要立場就吸引到支持者的荒謬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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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現狀之下,我們很容易悲觀地相信公共討論不可能成功,或認為公共討論缺乏一個能做為其基礎的合適環境。雖然這樣的悲觀不無道理,但反過來說,就像那些我們希望透過公共討論釐清的問題或推展的理念,「好的公共討論空間」同樣是一個需要倚靠運動才可能被推動出來的環境。
而這一創造討論空間的運動若要落實到每一個個人,最有效的做法應該是從這一刻起就直接去進行公共討論。直接真誠地表達出自己的核心立場,並從討論的過程中和他人的觀點進行互動。一方面在當前的議題上找出更多雙方觀點異同的理由、尋求進步方法,一方面也在這些討論中讓那一可以討論的氛圍一點一點被建立出來。
就像蘇格拉底自比討人厭的牛虻,帶有批判思考意識的意見時常會處於一種兩面不討好的位置。但這很可能不是意味著我們不該去批判,而是揭示了其實每個人只要真正去思考,都會發現自己不能完全同意二分法下的任何一種標籤式的意見。
在針鋒相對的部落化時代裡,為了對抗惡意毀謗與假訊息,我們確實已經疲憊到難以好好檢視他人的觀點,也的確很難不想回到同溫層裡彼此取暖。但沒有一個「部落」有辦法完全抵禦外界的攻擊,就像「無論怎樣的極端立場都會找到類似想法的人」,只要我們的話語離開同溫層,無論怎樣的立場都會立即在公共討論中遭遇到極力反對你的聲音。這種意見部落一方面給了我們一個溫暖的港灣,另一方面,加深了我們在公共討論中的挫折。
同時,在這種部落化的環境下,散布仇恨者與認真討論的人輕易地被社群媒體一視同仁。非主流的發聲被主流聲音嘲諷漫罵、歧視思想者認為「有人用政治正確想逼我閉嘴」。查證並深思的論點與人云亦云的隨口說說在這個場域中都僅僅是「你無關緊要的個人觀點」,除非--你被社群簇擁,成為意見領袖。
於是乎,部落化給予了自己更多的誘因,甚至成了部分政治參與者心中為了推廣理念所要接受的必要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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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突破這樣的狀況,要去讓自己不再需要承受踏出部落的痛苦,我們需要的很可能不是去形成一個更大的部落聯盟,而是要盡可能地去部落化。
我們需要讓自己的觀點鬆弛下來。我們必須要去意識到,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們每個個人的理解都不可能是全面的,一方面時間與能力對我們每個人造成了一定的限制,全球化後的資訊時代中也有太多超載的資訊讓我們不可能通覽。但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們每個人基於個人的成長經歷、思考背景與必定不可能中立的觀看視角都讓某些資訊與觀點難以透過個人的努力接收或形成。
而這揭示了公共討論的重要性。僅僅去與和自己觀點相近的人互相取暖只會讓自己往偏狹的方向越陷越深,我們需要和與自己同樣關心一件事,但立場不同的人相互交流。這樣的兩方(或更多方)之間能夠給予彼此非常多重要的、關於同一事件的不同思考。
在這些溝通的過程中,多數時候我們需要的也不是其中一方說服另一方,而是參與的每個人都能從中接收到一些自己過去不夠重視或不曾想過,但其實相當重要也值得被重視的角度。這個能沒辦法很有效率的對單一事件給出立即的解決辦法,但會將我們每個人培養成一種更具理解能力的人種,讓未來的討論與積極改革更有可能發生。
雖然我對於哲學意義上的「人與人之間是否可以完全相互理解」這一問題可能會持比較悲觀的態度。但另一方面,我相信每個人只要不是從惡意出發,無論立場差異再大,意見中都一定能找到共通點,並能夠以這一共通點為基石讓討論向前邁進。在實踐中,或許最簡單也最有效的做法是先不把對方當作敵人與非我族類,而是尊重其為一個可以溝通的主體。不可思議地,那一使溝通得以可能的道路便會自然而然地從分開的海水之間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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