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服從的傾向與能力非常強大。不僅僅如米爾格倫實驗中那樣,人們讓那穿著白大褂、「專業且權威」的研究人員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在日常裡面,只要情境被成功地搭建起來,我們便欣然讓自己成為任人擺佈的棋子。
在典禮司儀的一句話中,所有人停下手邊的動作,按照命令起立或坐下。也許緊接著你還需要開口唱國歌、掌聲鼓勵、聽自我感覺良好的「長官」演說、或站成一列讓新郎新娘從你面前通過。
當人們同意這是一個「典禮」,接下來要做的事情無論多麼與你平時的行為不同、多麼地荒謬滑稽、或令你覺得浪費時間,我們還是按照命令行事,甚至,按照命令感到欣喜。
攝影師同樣掌握權力。當一個人拿著、或尤其是扛著相機。他便如同《蒼蠅王》中拿到海螺的孩子,開始對在場每個人下指令。但如同海螺這一荒野之物作為文明象徵的荒謬性,作為本應以「紀錄美好回憶」為其原初目的的「對著鏡頭表現出歡喜的模樣」,卻總是包含著表演、包含著面部與肢體的假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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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合確實形塑了一種氛圍,我們並不總是被迫前往。但同樣的,氛圍中的許多展現都與我們日常中會做出的行為截然不同。不僅僅是在那些明確的典禮、儀式、宴會。辦公室也是一個場合、大街上也是一個場合。下屬服從上司不合理的指令、行人在義交的催促下在斑馬線上奔跑。你心中知道不需要這麼做,但你讓身體成為命令的容器,推託掉為自己每一刻行為做決定的責任。
寇布拉國王在浴池中向貴為國家恩人的海賊們行禮致謝,他說:「權威不過是衣服上的裝飾品」。在很多時候,人們將那樣的裝飾與自我認同連結起來,彷彿自己擁有著「階級」,而沒意識到,是場合賦予/或剝奪了他的話語權,當環境改變,沒有人先天地可以讓別人聽命於自己。
隨著個人主義、自由與民主的思維愈加深入人心,這種在各式各樣場合中服從的行為就愈顯荒謬。人們行使著「雙重思想」,稱呼自己是「社畜」、說自己玩的遊戲是「騙錢糞Game」,但又不真正想改變,將無奈與煩悶的日常視為理所當然,相信自己就該活成這副模樣。
在海的另一邊,極權治下的人們更養成了一套鑲嵌著「求生欲」的生活方式。如同大會中問及是否有人反對時,一聲聲清晰的「沒有」一樣。每個人都知道這裡的流程就是如此,不可能有人站出來反對任何「上面」做出的決策。即便真要表達不滿也勢必要拐著彎說,形成一些新的小小的抵抗,並等待著不久後,連這些拐彎的詞彙也不再被允許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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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格倫實驗的五十多年之後,在達倫.布朗的大型社會實驗節目"The Push"中。我們再次看見了人如何在社會裡面一步步地被操控。當參與者被說服「為了讓慈善活動順利舉辦」而參與那些小小的欺騙之後,本來應該要超過其道德底線的事情,順理成章地一一被落實下去。
「請來賓把手借給我」與「必須舉手表示對領導的無條件遵從」在最初顯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要求。但一切的迎合都是危險的,當我們開始讓自己服從他人指令、服從場合、服從社會之後,我們是否真的能在那些--事後會被追認的--決定性的時刻保持意識清醒?是否真的能在捨棄部分自我掌控之後,不讓它一步步落入外界的手中?
「雖然我相信自己(當時)正在傷害某人,我卻完全無知於我為什麼還是這麼做了。很少人曾經意識到他們根據自己的信念行動、與溫順地遵從權威時的差異。」
實驗的幾年後(亦是越戰規模愈加擴大的時節),一名曾經的參與者連繫了米爾格倫,告訴他那次實驗對他的影響。他在受到徵召後,提交了「良心拒否」的申請,並做好心理準備,打算在申請失敗時為此坐牢。那次實驗向他展示了--於是他也打算向我們展示--你永遠有積極行使自我意識的空間,即便「僅僅是」不再無條件地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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