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永河《裨海紀遊》與其他明清文人對台灣原住民的描述,很大程度形塑了我們的認知。
「盡信書,不如無書」,這話用在明清文人對台灣原住民的描述,很適用。因為不少作者是透過傳聞了解台灣原住民,而不曾來到部落觀察研究。即使極少數文人來過部落,接觸當地人,甚至透過通事、翻譯者[1]與當地人溝通,但因不求甚解、文化隔閡、誤譯等緣故,對某些現象的描述及現象背後成因的解釋,也明顯有訛誤,連郁永河〈番境補遺〉這樣的名篇也不例外。
郁永河〈番境補遺〉當中有一處對一般說是噶瑪蘭族的哆囉滿人的描述,不但隱含矛盾,且與史實有出入。作者寫道:
哆囉滿[1]產金,淘沙出之,與雲南瓜子金相似;番人鎔成條,藏巨甓[2]中,客至,每開甓自炫,然不知所用。近歲始有攜至雞籠、淡水易布者。」
白話的意思是:
哆羅滿產黃金,從沙中淘洗出來,與雲南瓜子金相類似;番人把淘來的金粒熔成條狀,藏在巨甓中,有客人到的時候,每每打開甓來自我炫耀,但是卻不知金條有甚麼用處。近年來,才開始帶著金條到雞籠、淡水去換布匹。」(宋澤萊的白話翻譯)
註:
[1] 哆囉滿是17世紀相當知名的台灣原住民族群,族群所在地到底在宜蘭還是花蓮境內,目前學界仍有爭議。
[2]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的解釋是:「甓,音讀,phia̍h。磚塊的一種。完全燒透、質地堅硬的稱為「熟甓」(si̍k phia̍h),質地較差的稱為「生甓」(tshenn phia̍h)。」
郁永河說,哆囉滿人除了拿金條向客人炫耀,就不知金條其他用途。這段話矛盾的地方在於:淘金、煉金、鑄造金條都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也需要相當的技術,哆囉滿人若真不知金條用途,何必鑄成條塊?不正是要拿來使用、貯藏備用?否則直接拿未加工的小金粒或滿屋滿地的砂金,向人炫示即可。
郁永河的說法與史實也有出入,因為早在荷、西時代,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就已知道哆囉滿出產金子,且哆羅滿人與其他地區的原住民早有貿易活動。西班牙神父Jacinto Esquivel《台灣島備忘錄》(Memosria de cosas Pertenecients a la Isla Hermosa,1632)有相關記錄。而勢力更強大的荷蘭人不但組織探險隊,並試圖讓哆囉滿及其他部落臣服,好獲取更多黃金。總之,哆囉滿人不是像郁永河寫的那樣──近年來才懂得金條的其他用途,才帶著金條到雞籠、淡水去換布匹──他們早就懂得使用黃金,包括作為財貨。
問題來了,為何郁永河會這樣寫?因為他從來沒有到台灣東北部,僅從漢人與其他的原住民族群口中得知,而這些事情經過層層傳遞與翻譯,難免走樣失真,而不幸的是郁永河後來沒有修正的機會,他既無法親自尋訪哆囉滿人,也無緣翻讀荷西殖民者留下的歷史文獻,於是書中內容偏離實情,但是他的說法卻形塑後人對哆囉滿人的認識。若沒有警覺,或有其他說法作為對照,我們可能會因這段描述,誤以為哆囉滿人不曉得用金條易物,甚至還可能自行延伸,認為哆囉滿人是受了漢人的影響,才知道使用金條,也才開始持金條到雞籠、淡水去換布匹。
實情很可能是哆囉滿人當年只有少部分物品需要向其他族群交易,或者花費小額金錢(包括金粒)就能獲取,不需要動用金條,而且始終有其他村社的人從淡水、雞籠帶著貨物前來交易,哆囉滿人不必親赴淡水、雞籠,只是後來不知什麼原因,作為中介的馬賽人越來越少出現,哆囉滿人不得不自行前往,或者他們負擔遠程航行的能力變強,便逕自攜帶金條到淡水、雞籠採購,不再假手他人。
另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是:不少明清文人認為台灣滿是荒地,雖知道台灣原住民從事農耕、狩獵,但不想理解原住民不「地盡其力」的確切原因,即使有機會與土官、通事,及較多原住民接觸的郁永河,與後來細心研究台灣平地原住民的黃叔璥,沒引用原住民的現身說法,也沒詳盡呈現原住民的土地觀,更別說是比較原漢差異了。
郁永河〈裨海紀遊〉描述台灣原住民利用土地的方式,有以下的詩文:
臺灣西向俯汪洋,東望層巒千里長;一片平沙皆沃土,誰為長慮教耕桑?
臺郡之西,俯臨大海,實與中國閩廣之間相對。東則層巒疊嶂,為野番巢居穴處之窟,鳥道蠶叢,人不能入;其中景物,不可得而知也。山外平壤皆肥饒沃土,惜居人少,土番又不務稼穡,當春計食而耕,都無蓄積,地力未盡,求辟土千一耳。(卷上)
客冬有趨利賴科者,欲通山東土番,與七人為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 越度萬山,竟達東面;東番知其唐人,爭款之,又導之遊各番社,禾黍芃芃,比戶殷富,謂苦野番間阻,不得與山西通,欲約西番夾擊之。又曰:「寄語長官,若能以兵相助,則山東萬人,鑿山通道,東西一家,共輸貢賦,為天 朝民矣」。又以小舟從極南沙馬磯海道送之歸。(卷下)
地產五穀,番人惟食稻、黍與稷,都不食麥。其饔飧不宿舂,曉起待炊而舂;既熟,聚家人手摶食之。山中多麋鹿,射得輒飲其血;肉之生熟不甚較,果腹而已。出不慮風雨,行不計止宿;食云則食,坐云則坐;喜一笑,痛一顰。終歲不知春夏,老死不知年歲。寒然後求衣,飢然後求食,不預計也。 村落廬舍,各為向背。無市肆貿易,有金錢,無所用,故不知蓄積。雖有餘力,惟知計日而耕,秋成納稼;計終歲所食,有餘,則盡付麴蘗;來年新禾 既植,又盡以所余釀酒。番人無男女皆嗜酒,酒熟,各攜所釀,聚男女酣飲, 歌呼如沸,累三日夜不輟;余粟既罄,雖飢不悔。屋必自構,衣需自織,耕 田而後食,汲澗而後飲,績麻為網,屈竹為弓,以獵以漁,蓋畢世所需,罔非自為而後用之。(卷下)
郁永河再三提到台灣有許多沒有開闢的土地,並寫道台灣原住民「不務稼穡」、「都無蓄積」、「地力未盡,求辟土千一耳」,後面又提到「無市肆貿易,有金錢,無所用,故不知蓄積。雖有餘力,惟知計日而耕,秋成納稼;計終歲所食,有餘,則盡付麴蘗;來年新禾既植,又盡以所余釀酒。」麴蘗,是釀酒要用的酒麴。郁永河已意識到原住民之所以沒有蓄積習慣,是因為沒有市場貿易,金錢無用武之地,因此沒必要儲蓄,遂將一年剩餘的多餘收穫,盡付飲酒。然而,他沒有想到:原住民按祖傳方式種植,穀物就已生產過剩,若致力稼穡,情況只會惡化。在那個還沒有縱貫道路、各部落普遍自給自足、沒有現代化倉儲設施的年代,多出來的穀物除了放著腐壞發霉,或拿來釀酒,很難有其他出路。
可惜郁永河只見原住民「不務稼穡」的外顯行為,並沒有深入思考成因。後人不加思考接受並後製郁永河與其他明清文人的描述,因而產生原住民懶散、愚昧、不善經營的負面觀感。這些觀點被寫入史冊和臺灣史專書,衍生出「閩粵移民來台,台灣的土地才充分得到利用」的觀點,卻又合理化了漢人的拓殖行為。
郁永河雖知台灣原住民除了農耕,也以狩獵為生,村社有獵場,可是他與眾多文人一樣,總覺得一塊土地要開闢才不是任其荒廢,才叫作「利用」。而不知獵場有其生態,驟然開發,甚至永久開闢為二穫、三穫的水稻田,將會影響動植物的棲地,而且短期之內招引山豬、鹿、野牛等跑入新墾地覓食,踐踏、啃壞作物,成為農人的棘手問題。再者,獵場需要有人時而巡視,避免被其他村社侵佔或是盜墾,以便長年有動物可狩獵。在部落生計與自然生態取得平衡,這不也是對土地的一種利用方式嗎?
可惜郁永河、黃叔璥這些明清文人多是農耕民族出身,深受儒家以農為重的思想薰陶,其中也有若干是畲人或其他族群出身,不過共同點是這些族群在清代普遍以農耕為業,而且以農為重。對於當時臺灣原住民怎麼利用、管理獵場,以及之後大量的農田與獵地的移轉問題,不怎麼重視。單看他們留下的歷史文獻,極難看見原住民當年維護獵場的用心,以及處理農田、獵地轉換問題的思路與手段。
明清文人用漢字為台灣原住民留下寶貴的記錄,不應被隨意解讀或全盤否定,只是他們當年在文化差異下的思考盲點、誤解、誤讀、想當然爾,曾被台灣社會無條件信任太久,是該好好思考與討論的時候了。